胡適接手編輯《每周評論》之后，針對五四運動之后國內談論政治、各種主義的熱情空前高漲的情況，于7月初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而正是胡適的這篇文章，很多年來，在中國大陸飽受詬病和指責，也曾被羅織了很多罪狀，諸如瘋狂的反對和抵制馬列主義，反對進步。很多人將此文做為胡適與革命陣營分道揚鑣的分水嶺，是所謂胡適走上的反動的開始，等等。

時至今日，仍有人認定：“此次‘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思想理論上的一次重要論爭。在論戰中，以李大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們，理論上雖然不很成熟，運用理論亦尚不熟稔，卻通過論戰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前進道路。這次論戰的影響是深刻的，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也促使新文化運動陣營產生分化。一批先進分子通過論戰，更加科學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對于當時的青年人來說更加重要，‘不通過他們直接的，或為他們耳聞目睹的無可辯駁的經驗和教訓，他們是不會對某種學說深信不疑的’。同時，盡管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觀點，在論戰之初影響了一批青年學生，但隨著論戰的深入，他的觀點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學生青年偏偏不談問題而談主義，尤其是《星期評論》、《新青年》，……而胡適仍然堅持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的立場，逐步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營壘中分化出去。”

更有意思的是，有很多的人根本就沒讀過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原文，卻發表了那么多義憤填膺的議論。

因此，在這里，我們不妨讀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原文，看看胡適在文章里說了什么。

以下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原文：

本報（《每周評論》）第二十八號里，我曾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么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么？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么意義，應該用什么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愿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并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么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么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于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