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這期間《新青年》處于停頓狀態。陳獨秀出獄后，經《新青年》同仁商量，改變1918年以來輪流編輯的做法，重新交給陳獨秀一人主編。陳獨秀力主主發表一個共同宣言，應該是出于重整旗鼓、統一思想、團結戰斗的考慮。

當然，在對統一思想的本身，《新青年》同仁們認識上也并不統一，錢玄同就提出，若讓“外界覺得《新青年》是主張統一思想的，那是很丟人的”。因為他們這些“提倡新文化的人，本來就是反對思想定于一尊的”，是提倡獨立思想的。

而事實上，共同宣言的發表，也并沒有阻止《新青年》同仁們分歧的近一步發展。當然，這是后話了。

然而，《新青年》同仁們對統一思想盡管有異議，共同宣言既然能夠發表，說明大家還是做到了求同存異的。

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既然沒發表在“讀者言論”一欄，也就是說，該文的主要思想，是被《新青年》同仁認可的。

細讀全文，就是將其視為總司令部對前段新文運動的總結，和對下一步運動的部署，也一點也不為過。

胡適的《新思潮的意義》開宗明義：“近來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解釋“新思潮”的文章。我讀了這幾篇文章，覺得他們所舉出的新思潮的性質，或太瑣碎，或太籠統，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即如包世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長文，列舉新思潮的內容，何嘗不詳細？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們明白那種種新思潮的共同意義是什么。比較最簡單的解釋要算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所舉出的新青年兩大罪案，——其實就是新思潮的兩大罪案，——一是擁護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義），一是擁護賽因斯先生（科學）。

“陳先生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這話雖然狠簡明，但是還嫌太籠統了一點。假使有人問：‘何以要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呢？’答案自然是：‘因為國粹和舊文學是同德賽兩位先生反對的。’又問：‘何以凡同德兩位先生反對的東西都該反對呢？’這個問題可就不是幾句籠統簡單的話所能回答的了。”

那何為新思潮呢？胡適認為 ：“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 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仔細說來，評判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

“（1）對于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2）對于古代遺傳下來的圣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 （3）對于社會上湖涂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

“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ation of all vaes）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從前的人說婦女的腳越小越美。現在我們不但不認小腳為“美”，簡直說這是“慘無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鴉片煙敬客。現在鴉片煙變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為是洪水猛獸一般的維新黨。現在康有為變成老古董了。康有為并不曾變換，估價的人變了，故他的價值也跟著變了。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我以為現在所謂“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根本上同有這公共的一點：——評判的態度。孔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價值。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貞操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