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是打算還要講話的，免得再度被捕又關進來。這些學生不肯離開這個‘監獄’倒給政府很大的為難?！?

杜威后來得悉政府這樣丟臉的屈服，是因為上海的商人為抗議成千的學生被捕而在前天罷市了，他在信中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所謂‘民國’，只是一個笑話。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們更民主些。這里有完全的社會平等，但婦女除外。議會，十足地是個虛晃的滑稽劇，但自動自發的輿論，現在這樣，卻有異常的影響力?！?

6月16日，杜威在家信中說3個“賣國賊”已經辭職，學生罷課已經停止了。6月20日，又告訴女兒：“我發現我上次把這里學生們的第一次示威活動比作大學生們的起哄鬧事，這是有欠公允的；整個事情看來是計劃得很周密的，并且比預計的還要提早結束，因為有一個政黨不久也要舉行游行示威，學生們怕他們的運動（在同一時間內進行）會被誤認為被政黨利用，他們希望作為學生團體獨立行動。想一想我們國家十四歲以上的孩子，如果領導人們展開一場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并使商人和各行各業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們的隊伍，那可是難以想象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7月2日，他在家信中寫道：“這里的政治氣氛又緊張了。據說中國代表團沒有在和約上簽字。”兩天以后，他又寫道：“中國不簽和約，這件事所含的意義是什么，你們是不會想象得到的。不簽約這件事是輿論的勝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學生們所掀起的輿論?！?

在后來發表的《中國的學生反抗》等數篇文章中，杜威對五四運動做了堪稱全面、詳細的記述，其中，他直言“最糟的是大學已經變成了監獄，而許多軍隊圍著它搭起了帳篷，外面還張貼一張公告，說明這就是演講妨礙和平的學生的囚禁之地。這是不合法的，等于用軍隊查封一所大學，而后其他的團體就非對政府讓步不可。”

從杜威的家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對五四的觀感尚缺系統的背景，一些判斷事后又被他自己所否定。1919年12月，他發表在《亞洲》雜志上的《中國人的國家情感》一文告訴西方人：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如果還有什么地方的人對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懷疑態度，那么這種證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訓”。

作為一位哲學家，杜威對五四的關注不限于具體細節，而是以小見大，他說，“我們正好看到幾百名女學生從美國教會學校出發去求見大總統，要求他釋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講而入獄的男學生。要說我們在中國的日子過得既興奮又多彩的確是相當公平，我們正目擊一個國家的誕生，但通常一個新國家的誕生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边@些表達證實了他的關注程度和深度高到什么地步，幾乎接近于外國駐中國的專業媒體記者。

隨著觀察的深入，有意無意間，不知不覺中年屆六十的杜威深深陷入了中國的那場風云際會中，成了廣義五四運動的參與者，并以獨特的身份和與眾不同的思想觀念與整個中國社會形成互動。

杜威參與互動的第一種方式就是在媒體上公開發文章，他先后寫了《中國的學生反抗》《學.潮的結局》《中國政治中的新催化劑》等涉及五四運動的文章，還在家信中反復講述五四相關的情形，其中《我們正目擊一個國家的誕生》《有些地方他們比我們更民主》《我們看到了中國活生生的一頁史實》《中國真正的覺醒》等直接講到五四運動，并給予較高的評價“你無法想象未簽署巴黎和約對中國有多重大的意義，這可說是屬于公眾輿論的勝利，也可說歸功于這些男女學生的推動，當中國能獨立做到這類的事情時，美國實在應該感到羞愧?！?

在杜威離開中國前一個月，紐約發行的《中國學生月刊》上刊文道：“杜威先生在中國的行程是非常成功的。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