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1日，杜威結束在中國兩年多的講學回國，胡適在杜威回國前一日晚上趕寫成《杜威先生與中國》一文作為送行。

胡適在文中總結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同時指出，“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國的講演也要算教育的講演為最多”。

杜威在中國住了兩年零兩個月，在11個省做過演講，胡適在此期間不僅承擔了杜威在北京和山東、山西演講的翻譯工作，而且自己也演講或撰寫文章宣傳杜威的實驗主義。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學制改革、新教學法的推廣以及平民教育等方面對中國近代教育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胡適所做的相關努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當巴黎作出了把山東讓與日本的決定后，中國被擊垮了。它在沮喪中變得極度悲觀和痛苦。”這是杜威的《中國的學生反抗》中的一段話。

已經是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的杜威，1919年初和他的夫人愛麗絲?奇普曼赴東方旅行原本是一次消遣旅游。當他們從舊金山準備啟程時，收到東京帝國大學邀請他到日本作講學的致電，他欣然答應后，又接受日本其他學術團體的邀請，增加了很多場次的講演。杜威到日本并沒把中國列在他遠東之行的計劃內，但他的中國學生胡適、陶行知急不可耐地發出邀請，陶孟和和郭秉文途經日本，登門代表江蘇省教育會、北京大學等5個學術教育團體向杜威發出正式邀請，才有了杜威的中國之行。

杜威1919年4月30日下午從上海下船踏上中國土地，5月1日在家書中說：“我在中國睡了一晚，但是現在還談不上什么印象，因為中國還沒有映入我們的眼簾”。但他由掛一國牌照的車不能進入另一個區域敏銳觀察到上海租界的存在。杜威十分細致地觀察中國的飲食男女，在5月4日的家書中依然只講到纏足女子和商場見聞，未提及五四運動。

5月5日，當時任職于北京大學杜威的學生蔣夢麟，陪同杜威到蔣的家鄉浙江杭州游覽、演講。5月7日，蔣夢麟中途接到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學生運動爆發了，他收到電報要求他立即回京。可以確定的是，杜威此時知道了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但尚不知曉這場運動的詳情。

一旦他得到第一份關于五四運動的信息，他就被迷住了。在5月12日的家書中，他開篇就說：“北京的風暴似乎現在已經平靜了，大臣們依舊把著官位，而學生們被釋放出來了。”

接下來在信中不時穿插些運動的信息。事實上，他得出的“平靜了”的消息也不準確。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不斷傳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婦急于北上。

5月30日，杜威終于來到北京，目睹了學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議軍閥政府，也目睹了社會各界人士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他十分震驚，并為那種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所深深震撼。

由于五四運動激起了他濃厚的興趣，他想留在中國看個究竟。因而他改變了1919年夏天回到美國的原定計劃，決定向哥倫比亞大學再請假一年，留在中國。

6月初是北京學生運動最高潮的時期，杜威親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學生在街頭演講，宣傳抵制日貨、挽回權利。

6月5日，杜威在給女兒的信中說：“昨天晚上我們聽說，大約有一千名左右的學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學已做了臨時‘監獄’，法學院的房子已關滿了人，現在又開始關進理學院的房子。”同一天晚上，他又給女兒報告了一個最驚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們從電話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學周圍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們住的帳篷也都拆掉了。接著，在那里面的學生們開了一個會，決議要質問政府能不能保證他們的言論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證言論自由，他們就不離開那里。因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