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容易。我費了半年的閑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個章學誠。作學史真不容易！若我對于人人都要用這樣一番工夫，我的《哲學史》真沒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現(xiàn)在只希望開山辟地，大刀闊斧地砍去，讓后來的能者來做細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闊斧的人也須要有拿得起繡花針兒的本領(lǐng)。我這本《年譜》雖是一時高興之作，他卻也給了我一點拿繡花針的訓練。”

胡適歸國后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以及對《紅樓夢》等古典小說的研究，都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示范作用，也就是他的“開山辟地，大刀闊斧地砍去”，但因為涉獵較廣，往往不能繼續(xù)做專一深入的努力。到了1922年，在古典小說方面，胡適除了為亞東圖書館標點本《三國志演義》作《三國志演義序》外，還完成了《吳敬梓年譜》。此外，胡適在學術(shù)方面的主要著述還有為《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寫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和《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

10月，胡適的《先秦名學史》英文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這其實是他當年的博士論文的整理稿。

在對自己不滿意的同時，他對國學界的現(xiàn)狀也憂心忡忡，在8月28日的日記中言道：“現(xiàn)今的中國學術(shù)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只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nèi)中章炳麟是在學術(shù)上已半僵了，羅跟葉沒有條理系統(tǒng)，只有王國維最有希望。”

這一年，胡適的很多的精力是用在了創(chuàng)辦和編輯《努力周報》，參與全國教育規(guī)劃改革，以及北大教學研究的管理籌劃等事務(w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