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信給莊士敦談起自己和溥儀交談的十分愉快，并且近乎虔誠地說：“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皇帝一一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看來胡適這樣的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新文化人士，也是為自己受到“天子”接見而自我感覺良好，足見傳統的力量有多強大。

也難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已經成了共和國普通公民的溥儀，出現在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被人認出，竟有一大片人跪在了地上。連溥儀自己都說，這是什么年代了，怎么可以這樣。

可是，“怎么可以這樣”的事就擺放在那里。

當新派的胡適與老舊的皇帝見面的消息傳出后，據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憶，在宮中像炸了油鍋似的。而在社會上，一樣也是沸沸揚揚，甚至更有許多傳聞，諸如“胡適為帝師”、“胡適請求免拜跪”等等。

為正視聽，胡適寫了一篇《宣統與胡適》，刊登在《努力周報》上。

文章中說：“陽歷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五月三十日（陰歷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接我。我們到了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樣子很清秀，但頗單弱；他雖只十七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利害；他穿的是藍袍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著許多書，炕幾上擺著本日的報紙十幾種，內中有《晨報》、《英文快報》，炕幾上還有康白情的《草兒》和亞東的《西游記》。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問起康白情、俞平伯，還問及“詩”雜志。

“他說他很贊成白話；他做過舊詩，近來也試作新詩。我提起他近來親自出宮去看陳寶琛的病的事，并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此外我們還談了一些別的事，如他出洋留學等事。那一天最要緊的談話，是他說的，“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想辦一個皇室財產清理處。但這件事很有許多人反對，因為我一獨立，有許多人就沒有依靠了。”我們談了二十分鐘，我就告辭出來。

“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個人去見一個人，本也沒有什么希奇。清宮里這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國人腦筋里的帝王思想，還不曾洗刷干凈。所以這一件本來很有人味兒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

“自從這事發生以來，只有《晨報》的記載（我未見），聽說大致是不錯的；《京津時報》的評論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謎的記載，輕薄的評論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個月之內，還有人把這事當作一件“新聞”看，還捏造出“胡適為帝者師”、“胡適請求免拜跪”種種無根據的話。我沒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們，只能把這事的真相寫出來，叫人家知道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驚小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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