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很少成績，自治的能力很薄弱等遺憾。文中最后的祝詞是：“祝北大早早脫離稗販學術的時代，而早早進入創造學術的時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氣與自治能力攜手同程并進。”

12月24日，胡適發表《啟事》：“我因為年來不知節勞，起居無度，以致久病；現已得校長允許，自12月17日起，離校休假。以后朋友賜教，請直寄北京鐘鼓寺十四號轉。”

12月29日胡適住進北京協和醫院進行檢查治療，次年1月6日，胡適出院后在《努力周刊》上發布啟事，說此次檢查結果已斷定不是糖尿病。

胡適出院后在家養病休假，繼續主編《努力周刊》，并得閑讀書著述。歸國五年多之后，胡適終于可以閑下來做點兒自己的事情，包括給多年沒有聯系的女友韋蓮司寫信。

他在3月12日給韋蓮思的信中說：“現在我成為一個自由人——五年多來的第一次自由。在過去的五年里，時間不是我自己的。”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為抗議國務會議通過教育總長彭允彝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的提議，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之職。

前面說過了，1923年蔡元培辭職的導.火.索為“羅文干案”。1922年11月，因軍閥政治爭斗，曹錕指使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張伯烈指控當時王寵惠內閣財政總長羅文干在簽訂奧國借款合同期間有受賄行為，脅迫總統黎元洪將其逮捕。

經地方檢察廳調查后認為證據不足不予起訴，隨后1923年1月11日無罪釋放。而教育總長彭允彝為了在眾議院籌到足夠同意票，迎合議長，提議對羅案進行復議，于是1月15日，司法總長程克下令將羅再次逮捕。

羅文干與蔡元培為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早在1922年4月，蔡元培、王寵惠、胡適、羅文干等共16人曾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主張建立“好人政府”，呼吁好人參加政府以促進政治改革。

該年9月由王寵惠任國務總理而組建的這屆內閣，就屬于這一“好人政治”的實踐，羅文干在內閣中擔任財務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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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面對自己的政治理念被軍閥政權踐踏而破滅，更目睹自己的好友被惡人不惜公然違背法律而再次投入監獄，他必須要有所行動才能撫平內心的憤激。于是，1月17日，蔡元培向總統府遞交了辭呈。

事實上，蔡元培得知羅文干再度入獄的新聞并非通過報紙，乃是好友邵飄萍告知。1923年1月17日，邵飄萍邀請蔡元培、胡適和蔣夢麟三人一起在北京東華飯店吃午飯，席間邵飄萍把此消息告知三人。

蔡元培聽到后很憤激，因此主張“邀集國立各校長中之可與共事者，以辭職為抗議”，不愿在彭允彝之下辦教育。在做出辭職決定之后，蔡元培在周圍好友幫助下，精心設計了辭職的每一個步驟和細節。

有意思的是，最受人們關注的辭呈竟然不是蔡元培親自寫的。胡適后來在日記中記述說，17日四人在東華飯店聽到消息后，蔡元培先請邵飄萍草擬一份辭呈，然而大家對邵稿不甚滿意，于是只好先散了，帶著稿子去蔡元培家中商議。

到蔡家后，經過再次商議，決計不用邵稿，由胡適另外起稿，在胡適的稿上蔡元培又進行刪改并邀請了湯爾和再加商議。

胡適前后寫了一系列文章作為支持，第一篇文章《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發表在1923年1月21日的第38期《努力周報》上。僅僅這樣一篇文章顯然影響力不夠，胡適動用人際關系網絡，希望借助朋友之力更大范圍內掀起輿論影響。

蔡元培辭呈見報的第二天，胡適給任鴻雋寫了封信。第三天（1月20日）給朱經農寫了封信。信的內容主要是希望兩人幫助聯絡上海文化界名流，寫文章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