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9月，《努力周報》副刊《讀書雜志》第一期出版。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感嘆：“兩年的志愿，到今年始得看見第一期！”

《讀書雜志》是《努力周報》的增刊。1922年5月7日《努力周報》在北京創刊，在當時頗具影響力。借助正刊的影響，9月《努力周報》發行了增刊，題名《讀書雜志》。

《讀書雜志》的發行并未隨著《努力周報》這一正刊的終刊而停止，而是一直持續到1924年2月。這期間，《讀書雜志》共發行了十八期。這十八期《讀書雜志》刊登了四十四篇文章，涉及十四位學者，他們分別是丁文江、吳虞、任鴻雋、胡適、胡堇人、徐旭生、陸侃如、梁啟超、游國恩、董作賓、劉掞藜、陳衡哲、錢玄同、顧頡剛。當時，他們中的一部分在學界已有較大的影響力。之后，歷史證明，這十四人在未來中國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胡適在《發起“讀書雜志”的緣起》一文提出兩點，可視為此刊宗旨，一是“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著大家的批評”，二是“我們也許能引起國人一點讀書的興趣——大家少說點空話，多讀點好書”。這兩點在整個辦刊過程中是被貫徹了始終。

在《讀書雜志》中，胡適、胡堇人、劉掞藜、錢玄同、顧頡剛五人就古史問題進行過討論，形成十五篇文章，近九萬字。關于古史問題的集中討論借助報刊呈之于眾，很有一種努力探索氛圍，各種論辯問難尤為精彩。

參與討論的人有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胡適。這五人分作兩個陣營，胡適、錢玄同與顧頡剛為“疑古派”，胡堇人、劉掞藜為“信古派”。在具體的討論中，顧頡剛開其端，劉掞藜與之辯難，往來討論五個回合。直到第17期顧頡剛發布啟事，“我初到北京，下月又要到河南，在兩個月內無暇討論古史”，這一論爭才告一段落。緊接著，胡適在第18期撰文《古史討論的讀后感》，做總結發言，表達自己疑古立場。

在顧、劉、胡的論證中，展示出那時學者的學術態度和品格。比如顧頡剛說：“讀劉掞藜先生‘再質’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尋覓這樣的一個伴侶而不可得，現在竟得到了！”

劉掞藜言：“我老實不客氣地辯駁，覺得先生（指顧頡剛）所說具不能成立；但是先生有很好的證據和說法時，我愿恭恭敬敬地承命將這篇大話一筆勾銷，以表示我毫無成見。先生這個翻案很足影響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

胡適《讀后感》說：“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但我對于劉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對他的批評，全無惡感，只有責備求全之意，……行文說話偶有不檢點之處，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見怪?！?

顧頡剛與胡適的真誠溢于言表，而劉掞藜的勇氣也是讓人敬佩。劉掞藜英年早逝，從其留下的《中國上古史》《隋唐五代史》等講義，以及發表在《史地學報》中的《史法通論》一文可窺其堅守“信古”之志。在“疑古”之風大興之時，能夠堅守自己獨有的學術立場，頗顯學者風范。

《讀書雜志》以增刊之名，行讀書之實?！耙晒拧薄靶殴拧敝疇幇l端于此刊，以“疑古”之勝告終。之后的《古史辨》一直以“疑古”為基調，探求科學的古史系統，對中國史學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

由于過于勞碌,12月10日，胡適生病，醫生不讓其工作，于是胡適被迫將《努力周報》的編輯事務交給高一涵。

12月17日，胡適在病中迎來了自己的31周歲生日和北大24周年校慶，他在《北大日刊》上發表《回顧與反省》一文，指出北大五年來有兩大成績，一是組織上的變化，從校長學長獨裁制變為教授治校制；二是注重學術思想的自由，容納個性的發展。但胡適也指出，北大也存在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