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不久便辭職，回北方去了。

胡適的學生顧頡剛來信，則勸他歸國后不要再作政治活動；“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國民黨”。顧信有一段分析，頗為中肯。

他說：“先生歸國以后按，指1917年胡適留美返國，名望過高，遂使一班過時的新人物及懷抱舊見解的新官僚極意拉攏，為盛名之累。現在國民黨中談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義之失敗，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為孫傳芳僚屬，時加譏評。民眾不能寬容：先生首唱文學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們未必記得；但先生為段政府的善后會議議員，反對沒收清宮，他們卻常說在口頭。如果北伐軍節節勝利，而先生歸國之后繼續發表政治主張，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張我們沒有反對俄化的資格，這句話也常稱道于人口。民眾伐異黨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國民黨，他們又一定熱烈的歡迎了。”

所有的消息，概括一句話，就是國民黨如果愿意，就有可能給胡適加一個“反革命”的罪名。這其實也就是高夢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勸胡適暫時不宜歸國的理由。胡適心里也自然明白，怎么敢貿然回國？于是便暫留日本，觀察時局的變化，考慮如何應付變化了的時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