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歐洲時，也一直關注著國內的政局，談起過南方的領袖人物，總得說來，他對蔣介石還是有好感的。他說過：“廣州的領袖人才，我略知其大概。只有介石與d我沒有見過。……介石之能在軍事上建功，是無疑的。但他有眼光識力做政治上的大事業嗎？此事我很關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與見解?！?

當然，從不跟風和盲從的胡適，在對蔣某人寄以厚望的同時，顯然是有所保留的。

在日本的這段時間，胡適仔細讀了那幾個月的報紙，了解國內的情況，他后來說過，他理解吳稚暉等一班文人出來主張“清黨反.共”，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顯然，這個時候的胡適，和蔡元培一樣，是站在蔣介石一邊的。

有一天，在帝國大旅館里，胡適遇著剛從上海來的哈佛大學教授赫貞先生anly o. hudn。談話間，赫貞說他在上海與宋子文交談過，認為“最近中國的政變是一個大反動!”

胡適不同意他們的看法，曾為蔣介石辯護，說：“我這十個月在歐洲美洲，不知道國內的詳細情形。但我看最近的政變，似乎不像宋子文先生說的那樣簡單吧？蔣介石將軍清黨反.共的舉動能得著一班元老的支持。你們外國朋友也許不認得吳敬恒按，即吳稚暉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這幾個人，很佩服他們的見識與人格。這個新政府能得到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胡適對吳稚暉、蔡元培是信賴的，認定他們不會輕率做出選擇。

在日本觀望了20余天后，胡適對國內風云變幻的政局大致有了認識，心里有了一些底數，想到自己的很多友人，諸如蔡元培、吳稚暉等，都得到了重用，覺得自己不至于被怎么樣。便訂了船票，決定回國。

1927年5月17日，胡適從日本回到上海。下船就收到顧頡剛的一封長信。

顧在信中，說：“我以十年來追隨的資格，摯勸先生一句話：萬勿回北京去?，F在的北京內閣，先生的熟人甚多，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他們為張作霖辦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們未必不拉攏，民眾是不懂寬容的，或將因為他們而累及先生……這是我和淚相勸的一件事，請先生聽我罷！”

顧頡剛在“萬勿到北京去”幾個字的下面，都加有密圈，可見他是多么擔心自己敬愛的老師的安全。

也難怪，胡適曾為陳炯明仗義執言，曾鼓吹“好政府主義”，當過段祺瑞政府的善后會議議員，反對沒收清宮，這些都可以當作“反革命”行為看。而他在北京的朋友，又多為軍閥的僚屬和政客。在這國民革命的熱浪中，“反革命”的罪名逃得掉嗎？胡適自己也清楚，北京這個時候是絕對不能回的，他只能留在上海。

那時的北洋政府，已是風雨飄搖，財源早已枯竭。北京各大學長時間發不出薪金，教員生活狀況糟。政治環境也很惡劣，連續發生“三一八”慘案等多起屠殺請愿學生和民眾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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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大批文化人便紛紛南下逃荒避難，或投效革命，或尋求新的棲身之所。原來新月社和《現代評論》的一班人馬也紛紛南下，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饒孟侃、余上沅、丁西林、葉公超、及潘光旦、邵洵美等新老社員，都先后匯聚于上海。

新月社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影響較大的一個文學社團，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來最大的以探索新詩理論與新詩創作為主的文學社團。是一個涉及政治、思想、學術、文藝各領域的派別，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追求進步，參加者有梁啟超、胡適、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因等人。

社名是徐志摩依據泰戈爾詩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纖弱的一彎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