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上文說“我們從新文化運動者的立場,不能不宣告葉部長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這里的“我們”,很清楚是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者”,包括已被軍閥殺害的李大釗,剛被中共開除的陳獨秀,正在與新月派論爭的魯迅,仍在教書作文的錢玄同、周作人、高一涵等等。他們已與胡適分合不一,但胡適仍從尊重歷史的角度,出面為他們曾經共同從事的新文化運動的正當性辯護。而他面對的,是擁有政、軍、財、文權力資源的國民黨,但他竟說這個黨這個政府及其代表的思想都是反動的,這不能不讓胡適的很多朋友為他捏一把汗,也不能不為胡適的大無畏精神折服。
胡適此文在列舉三項事實證明“國民黨是反動的”,還用了大半篇幅,從歷史和理論兩方面,指出國民黨對于新文化運動和中國舊文化的相反態度,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這樣就從根上揭示了,國民黨的運動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的運動,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質,便含有擁護傳統文化的成分。因為國民黨本身含有這保守的性質,“故起來了一些保守的理論,這種理論便是后來當國時種種反動行為和反動思想的根據了”。
胡適說:“這種一時的議論,便很可以助長頑固思想,養成夸大狂的心態,而阻礙新思想的傳播。”
毫無疑問,胡適的這些先見之明,已經完全被蔣政府在后來的一系列行動所證實。
胡適此文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國民黨登臺執政以后,已全然背離孫中山所說“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的遺教。“所以他們天天摧殘思想自由,壓迫言論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統一。殊不知統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謀思想的變化”。
“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干燈盡之時。”
對此,蔣政府后來的失敗也給予了證實。我們不能不說,胡適對蔣政府的斷言,是歷史的結論。
胡適任中國公學校長期間,學校向政府申請立案問題尚未解決。雖然學生們報考中國公學并沒有因為胡適遭到國民黨政府的“警告”而受到影響,但畢竟立案問題關系到將來學生畢業的前途。
正如1929年11月25日,一位名叫陳國俊的學生,在《中國公學三日刊》上發表的名為《學校立案問題》一文所指出的,立案問題對于學校的名譽和學生的前途都關系重大。當時的很多規定對于未立案大學的畢業生有諸多限制:如不能當律師,不能考縣長,不能當省立中學的教師等等。
胡適曾為學校立案作過多次積極的努力,1929年8月1日,胡適寫信給當時教育部的部長蔣夢麟和次長馬敘倫,報告中國公學申請立案卻被上海市教育局延誤的情況,希望教育部派人調查此事并促成立案。但是,這是個專權的社會,教育部的部長蔣夢麟和次長馬敘倫自然有心無力,此事終因胡適當時對時政的批評等種種原因而一直拖延。
到了1930年初,胡適不愿因為自己的思想言論影響學校的立案,影響學生們將來畢業后的前途,于是向校董會提出辭職,并于1月12日獲得批準。
2月8日,胡適發表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公告,公告說:“我自民國十七年四月底到校任事以來,已近二十個月了。這廿個月之中,多承諸位同事的努力和同學的體諒,我的職務實在是很輕松的。”胡適接著說,中國公學已達到學生上千人的規模,自己的管理能力有限,因此辭去校長之職,推薦馬君武擔任校長。辭職后自己準備結束一些學術研究工作,然后到美國耶魯大學講學。
公告一出,中國公學的教師、學生都很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