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羅家倫的《國父年譜初稿》，孫中山在北京病危1925年2月），西醫束手，他的家屬和從人推李石曾專赴天津找回胡適，由胡適勸說先生試服中醫所開藥劑。雖然最終無效，這事卻表明晚年孫中山對胡適頗為尊重。或許因此緣故，胡適一再作文，借批評孫中山“知難行易”論，反對國民黨當局假說人權以掩飾思想專制，起初還能得到蔣政府的容忍。

無論如何，在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統治下，能聽到不同意見，能存在反對的聲音，還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當胡適的“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一文，追述歷史證明孫中山《建國大綱宣言》的錯誤及“惡影響”，蔣介石們便難以忍受了。胡適說：“自從‘ 民國’二年以來，那一年不是在軍政時期？‘臨時約法’何嘗行過。‘天壇憲法草案’以至曹錕時代的憲法，又何嘗行過。”“故十幾年政治失敗，不是驟行憲法之過，乃是始終不曾實行憲法之過，不是不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而遽行憲法，乃是始終不曾脫離撥亂時期之過也。”胡適的結論是：“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政。我們深信只有實行憲政的政府才配訓政。”

對于國民黨政府的訓政，當時還有來自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批判，要比胡適和新月派猛烈得多，如瞿秋白就將蔣介石連同孫中山的訓政論徹底否定。比較起來，胡適的批評，無非說訓政缺乏合法性。而所謂“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政”，并沒有擊中國民黨“獨裁”的要害。因為孫中山晚年改組國民黨，本來是在蘇聯派來的鮑羅廷策劃下進行的。此人在孫中山死后，仍做國民黨政府高等顧問，直到國民黨寧漢合流之前被武漢的汪精衛當局解聘。已在近四年任內使國民黨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各派，習聞列寧、斯大林的政黨學說，已將“一黨獨治”視作天經地義，所以對胡適批評他們“專政”，并不在乎。

他們在乎的胡適批評有兩點。一是說他們既然承認訓政需要“法治基礎”，卻連起碼的“約法”都未制定。二是指責他們剛頒布“保障人權”法令，卻旋即從國民黨政府主.席到省市黨部頭目便隨意破壞。由于胡適的輿論領袖地位和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的影響力，而他又與已被宣布為“反革命”的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及其左派同路人不同。被視為敵人的人的反對，是順理成章的事，而胡適是不同的，至少屬于中間勢力，這讓國民黨政府如何受得了，顯然也更可怕。因而蔣介石們對胡適們的批評，猶如芒刺在背，已無法容忍。

當時上海、青島、天津、北平、江蘇、南京等幾個省市的黨部，呈請政府“嚴予懲辦”；國民黨中央常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行政院，層層公文訓令，最后由教育部出面警告中國公學和胡適。

教育部的部令中引了六件公文，有的說：查胡適近年以來刊發言論，每多悖謬，如刊載《新月》雜志之《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等等，大都陳腐荒怪，而往往語侵個人，任情指謫，足以引起人民對于政府惡感或輕視之影響。……胡適殊不能使之再長中國公學。而為糾繩學者發言計，又不能不予以相當之懲處。

隨即，國民黨中常會又制定了一個《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通令全國各級學校教職員學習黨義，并規定“平均每日至少須有半小時之自修研究”。這便是因胡適“人權”案而引起的，國民黨最先創造的“天天讀”。

胡適也不示弱，隨即將“部令”退回教育部長蔣夢麟，并致函這位部長先生：“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為什么‘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

信中還說：“若云 ‘誤解黨義’，則應指出誤在哪一點；若云‘語侵個人’，則應指出我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