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于不自覺的演進。

“但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功促進一種變化，而所謂‘人功’有和平與暴力的不同。宣傳鼓吹，組織與運動，使少數人的主張逐漸成為多數人的主張，或由立法，或由選舉競爭，使新的主張能替代舊的制度，這是和平的人功促進。而在未上政治軌道的國家，舊的勢力濫用壓力摧殘新的勢力，反對的意見沒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運動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開活動，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決的路上去。武力斗爭的風氣既開，而人民的能力不夠收拾已紛亂的局勢，于是一亂再亂，能發而不能收，能破壞而不能建設，能擾亂而不能安寧，如中美洲的墨西哥，如今日的中國，皆是最明顯的例子。

“武力暴動不過是革命方法的一種，而在紛亂的中國卻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敗的人只圖準備武力再來革命。打勝的人也只能時時準備武力防止別人用武力來革命。這一邊剛打平，又得招兵購械，籌款設計，準備那一邊來革命了。他們主持勝利的局面，最怕別人來革命，故自稱為“革命的”，而反對的人都叫做‘反革命’。然而孔夫子正名的方法終不能叫人不革命；而終日憑借武力提防革命也終不能消除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遠是‘尚未成功’，而一切興利除弊的改革都擱起不做不辦。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進改革的原意了。

“我們認為今日所謂‘革命’，真所謂‘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用武力來替代武力，用這一班軍人來推倒那一班軍人，用這一種盲目勢力來替代那一種盲目勢力，這算不得真革命。至少這種革命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沒有多大價值的。結果只是兵化為匪，匪化為兵，兵又化為匪，造成一個兵匪世界而已。于國家有何利益？于人民有何利益……

“中國秦以前，完全為一封建時代。自黃帝歷堯、舜、禹、湯、以至周武王，為封建之完成期。自周平王東遷，歷《春秋》戰國以至秦始皇，為封建之破壞期。統一之中國，即于此封建制度之成毀過程中完全產出。（原注：封建之形勢早已破壞，而封建之勢力至今猶存。

“但是隔了兩個月，這位教育家把他所說的話完全忘記了，便又在四月二十日出版的《教育雜志》（同卷四號二頁）上說：中國在秦以前，為統一的專制一尊的封建國家成長之時代。……到秦始皇時，……統一的專制一尊的封建國家才完全確立。（原注：列爵封土的制度，到這時候，當然改變了許多。然國家仍可以稱為‘封建的‘者，因’封建的‘三字并非單指列爵封土之制而言。凡一國由中央劃分行政區域，設為種種制度，位置許多地方官吏；地方官吏更一方面負責維持地方次序，另一方面吸收地方一部分經濟的利益，以維持中央之存在。平民于此，無說話之余地。凡此等等，都可以代表’封建的‘三字之一部分的精神。）兩個月之前，封建制度到秦始皇時破壞了；兩個月之后，封建國家又在秦始皇時才完全確立！然而《教育雜志》的編者與讀者都毫不感覺矛盾。這位作者本人也毫不感覺矛盾。他把中央集權制度叫做封建國家，《教育雜志》的編者與讀者也毫不覺得奇怪荒謬。為什么呢？因為這些名詞本來只是口頭筆下的玩意兒，愛變什么戲法就變什么戲法，本來大可不必認真，所以作者可以信口開河，讀者也由他信口開河。

“那么，這個革命的對象——封建勢力——究竟是什么東西呢？去年《大公報》上登著一位天津市黨部的某先生的演說，說封建勢力是軍閥，是官僚，是留學生。去年某省黨部提出一個鏟除封建勢力的計劃，里面所舉的封建勢力包括一切把持包辦以及含有占有性的東西，故祠堂，同鄉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