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以服人，即我欲表示贊成，亦無從贊成起。

“總之，我于先生反對今之所謂革命，完全同意；但我還不大明白，先生為什么要反對。先生那篇文太簡略，不足以說明；或者先生想的亦尚不深到周密。所以我非向先生請教不可。先生說的好：‘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也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我今便是指出疑點來，請先生再徹底想想，不可茍且模糊。先生亦曾謙虛地說：‘我們的觀察和判斷自然難保沒有錯誤，但我們深信自覺的探路總勝于閉了眼睛讓人家牽著鼻子走；我們并且希望公開的討論我們自己探路的結果，可以使我們得著更正確的途徑。’據我個人所見，先生的判斷大體并不錯；我尤同情于先生所謂‘自覺的探路’，我只祈求先生更自覺一些，更探一探。我便是誠意地（然而是很不客氣地）來參加先生所希望公開討論的一個人，想求得一更正確的途徑，先生其必許我么？

“如果先生接受我的討論，我將對于我所相對同意的先生所主張的那‘根本態度和方法’，再提供一些意見；我將對于我所不甚同意的先生所說的那‘目的地’，再表示一些意見。總之，我將繼此有所請教于先生。

“說及那‘目的地’，我還可以就此附說幾句話。先生文中既謂：‘在我們探路之前，應該先決定我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們的目的地。這個問題是我們的先決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想到那兒去，又何必探路呢？’是指示非先解決此問題不可了。乃隨著舉出國民黨，國家主義派，共產黨三種說法之后，沒有一些研究解決，忽地翻轉又謂：‘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在討論這三個目的地，因為這種討論徒然引起無益的意氣，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所能打得了的筆墨官司。’豈不可怪！先生怕打官司，何必提出‘我們走那條路’的問題？又何必希望公開的討論？要公開討論我們走那條路的問題，就不要怕打筆墨官司才行。既于此不加討論了，乃于后文又提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而說，‘這是我們的目的地’。難道要解決一個問題，——而且是國家問題社會問題——將旁人意見——而且是社會上有力黨派的意見——擱開不理他，只顧說我的主張，就可解決了的么？

“總之，我勸先生運思立言，注意照顧對方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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