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同人中，談政治比胡適更堅決的是羅隆基。他和胡適在人權論戰中并肩作戰，甚至炮火更為猛烈。

素有“江西才子”之稱的羅隆基出身于清華，他一貫對政治抱有熱情，五四時期是走在游行前列的一名學生領袖，其“九載清華，三趕校長”為人所津津樂道。羅隆基1921年去美英留學攻讀政治學，1928年秋拿到博士學位回國。剛過而立之年的羅隆基回來后積極參與《新月》活動，并成為中心人物之一。

從《新月》的第3卷第2號，羅隆基接管《新月》后，對政治的熱情更高了。他對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議會制度十分欣賞，以此標準衡量南京國民政府自然處處不入法眼。一方面他大量介紹英美政治學理論，一方面以自己對現代政治的理解批評國民黨。

羅隆基在《新月》發表《論人權》，從不同角度全面闡述人權觀。他分別從人權的意義、人權與國家、人權與法律和人權時間性與空間性分別進行論述，文章最后還以“我們要什么樣的人權”為題，開列出三十五條意見，為中國起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人權宣言。時至今日，讀這個宣言仍不免讓人蕩氣回腸。

羅隆基不像胡適把矛頭對準孫中山，他反其道而行之，以闡發孫中山思想形式做文章。他在《新月》上對國民黨的批評更為猛烈，例如第2卷第8號中，羅隆基一針見血地說：“國民黨天天拿民主、民權來訓導我們小百姓，同時又拿專制獨裁來做政治榜樣。天天要小老百姓看民治的標語、喊民權的口號，同時又要我們受專制獨裁的統治。”從而把國民黨政權的虛偽，赤裸裸地暴露在陽光之下。

羅隆基陸續在《新月》上發表了《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我們要甚么樣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他還利用蔣介石于1929年歲末通電全國征求對國事意見之機，直接批評國民黨一黨獨裁和“以黨治國”、“黨在國上”等。這些文章都是與黨國關于人權、約法.論爭中的重磅炮彈，這使他一次次觸摸輿論的底線。

一連串文字激起驚濤駭浪，使得羅隆基名聲大噪，在學生間口碑載道，他的課驟增了不少旁聽生。

1930年11月4日下午，正在吳淞中國公學兼課的羅隆基從辦公室內，毫無準備地被逮進公安局。后來在張群活動下，他旋即被保釋出來。

有驚無險的羅隆基沒有吃一塹長一智，卻立即寫了篇《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發表在《新月》上，“一切罪孽，都在整個的制度；一切責任，都在南京國民政府和黨魁”，表達對對黨治之下任意戕害人權的控訴。

羅隆基領銜下的《新月》，批判火力不可謂不集中不猛烈，還直接將矛頭對準蔣介石政權。

針對羅隆基的一系列越軌言行，南京國民政府決定以“言論謬妄，迭次公然詆毀本黨”為由，要求學校解除其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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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羅隆基的事主要是他自己惹下的，并不是受胡適牽連，但胡適還是仗義出手，把全力斡旋他的事做為了自己的責任。先是致函時任教育部次長的陳布雷，聲言羅隆基所作文字，并無“惡意”詆毀，只有善意的忠告；《新月》對輿論界貢獻在于用真實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黨部與政府認為有不當之處可以書面駁辯，或通過法律干涉。

陳布雷表示可以邀胡適到南京一談，談出一個初步的共識來。

于是便有了胡適1月18日信中的，‘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必須建筑在‘互相認識’之上。或許，胡適清楚，在國民黨的那個專制政權下，陳布雷就是想幫忙也未必有力量，便將《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兩份，“一份贈與先生，一份乞先生轉贈介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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