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部長，亦被他回絕。

談及30年代北大與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時，陶希圣曾有一段回憶：“北京大學居北平國立八校之首。蔣夢麟校長之鎮定與胡適院長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發揮其領導作用……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國立八校六年的延續，沒有夢麟與適之的存在與活動，是想象不到的。”

在繁忙的校務工作之中，胡適還擔任教學工作。

1931年2月10日他講“中國中古思想史”課，這是他1925年9月離開北大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大講臺。

他日記中說：“在二院大禮堂，聽講者約三百人，有許多人站了約兩點鐘。”

這時期胡適開設的課程有：中國哲學史、中國近世思想史問題研究、中國文學史概要、中國文學史（四）（此課前部分由傅斯年、羅庸開）、中國文學史專題研究（此課與傅斯年、羅庸合開）、中國教育問題（與蔣夢麟合開）、傳記專題實習。

此外，胡適還舉辦了一些講座，影響較大的有在國文系所講“中國文學過去與來路”（1931年12月30日）、“陳獨秀與文學革命”（1932年10月30日）等。這時期，他還將自己的講稿《中國文學史選例》卷一和《中國中古思想史綱要》（十二講）加以整理，交北大出版社出版。

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這六年時間被稱為北大的“中興”時期，胡適實在是功不可沒。

自從胡適移居北平之后，在他的周圍又漸漸聚集了一批在北平的英美留學生。他們常常在胡適家或者歐美同學會里聚會，討論國家和世界的形勢。

據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蔣廷黻回憶，有一次在清華俱樂部舉行的晚餐上，大家討論到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所能盡的責任問題。蔣廷黻提議辦一個周刊，討論并提出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主編過《時代評論》的陶孟和第一個就給他澆了冷水。胡適對此也不是很熱心，不僅《努力周報》論政的失敗，還仍然在他內心留有抹之不去的陰影，而且《新月》月刊也因國民黨當局的打壓，常搞得他難于應付。胡適的意見舉足輕重，因為“當時在座的人一致都認為不辦刊物則已，倘若要辦，則編務方面非胡適莫屬”。

不過執著的蔣廷黻并不死心，不久又再次提出同樣的主張，結果這次終于得到丁文江等人的支持。根據丁文江的提議，他們還是按照《努力周報》時期的辦法，先在聚餐會的基礎上成立了一個獨立社，社員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預備先積三個月的存款，最少達到800元，然后出版。為了財務上的方便，丁文江還邀請了浙江興業銀行北平分行的經理竹垚生，加入獨立社。胡適雖然此時仍不熱心，但在朋友們熱心的激勵下，也就承擔起了籌備的主要工作。

1932年5月，胡適出面，邀集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翁文灝等幾個朋友，正式發起成立“獨立評論”社，創辦了一個專門談政治的周刊《獨立評論》。

《獨立評論》這個中國現代政論雜志，1932年5月22日創刊于北平，周刊，胡適任主編。該刊頭兩年的經費由獨立評論社社員自行集資，奉行獨立精神，發刊詞稱：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所見，用負責的言論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

獨立評論》的發起人和骨干有胡適、傅斯年、翁文灝、蔣廷黻、丁文江、吳景超等學者、名流，大多留學歐美，有較深厚的學術專長，受過西方民主的熏陶。

該刊前四年共登載文章一千多篇，社員承擔了主要的撰稿人物，像丁文江在兩年的時間內發表了35篇之多，蔣廷黻在兩年半之中發表了近40篇。

他們關心國家時事，主要以刊登時事評論的文章為主。同時也刊載一些雜文、書評和游記。并且所設的“問題討論”一欄，經常討論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