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文章和書信并沒有說服丁文江。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在《大公報》發表論文《再論民治與獨裁》，作出回答。

他指責胡適“……忘記了今日中國政治的實際了，‘猱’也罷，‘三歲小孩’也罷，木已經升了，火已經放了，我們教不教是毫無關系的。”就當時中國的現狀，“單主張民主，反對獨裁”是不能發生任何影響的。丁文江“惟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制改為比較新式的獨裁……”。

丁文江“反對民主，主張獨裁”的言論，與他早年具有民主氣息的文字相去甚遠，這位曾與胡適共同創辦過《努力周報》的地質學教授，之所以在后來有所轉向，從他的一段“自白”中多少可看出當時的心態。

丁文江說：“我少年曾在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讀過書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蘇俄參觀過的。我離開蘇俄時，在火車里我曾問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愿意做英美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愿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會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在今日的中國，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要不然只好自殺或是做日本帝國的順民了……”

這是一段對中國的現實政治痛心疾首的話。盡管丁文江仍然肯定英美的自由價值觀，卻又認為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兩害相權取其輕，所以，他堅決主張以蘇俄模式作為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藍本。

在民主獨裁的論戰中，除了丁文江、蔣廷黻和胡適在主張獨裁和民主的陣線分明外，有些人似乎是游離在這兩個觀點之間，還有人試圖尋找第三條道路。

吳景超提出“武力統一法則”后，有人以為他是贊成獨裁的。為此，他專門在《獨立評論》一百三十四號上發表《中國的政制問題》一文，說明這是人們對他的一種誤解。

他解釋道：“我在那篇文章里，討論的是一個事實的問題，或技術問題，而贊成獨裁與否，乃是一個價值問題，決不可混為一談。關于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的選擇，我與胡適之先生的意見是相同的，我們贊成民主政治。”

與吳景超一樣，北大政治系教授陶希圣也是認同胡適的觀點的。陶在《獨立評論》上共發表22篇文章，其中一半是關于民主政治與憲法問題的。不過，當時他卻以一種十分審慎的態度，在丁、蔣和胡之間作左右搖擺。

他在一篇文章中言道“……現在已經是國民黨獨裁的政治。政府也許能夠召集一個征詢民意的會議，如前年所曾提出的國民代表會，也許不來召集。至于政府現實大權是在一人，還是多人，也只有事實來決定。即令大權不在個人，也與議會政治相差很遠的。即令按照建國大綱召開國民大會，那個誓行三民主義的縣民代表會議，也與多黨議會不同。”因此，他又說，胡適“主張的民主政治，很顯然是議會政治。……如果以議會政治論與國民黨相爭，國民黨內沒有人能夠同意。”

陶希圣發表這個言論一個多月后，胡適從廣西、香港等地南游歸來，針對陶文，再作《從民主與獨裁的討論里求得一個共同的政治信仰》一文，發表在1935年2月17日的《大公報》上。

他聲明自己所主張的“議會”是很有伸縮余地的：“從民元的臨時參議院，到將來普選產生的國會，凡是代表全國的各個區域，象征一個統一國家，做全國的各個部分與中央政府的合法維系，而有權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轉移政權的，都不違反我想象中的議會。”至于“以議會政治論與國民黨相爭”這一點，胡適明白地告訴陶希圣，我們現在并不愿意這樣做，但實際上，“……國民黨的‘法源’，建國大綱的第十四條和二十二條都是一種議會政治論。……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