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吳景超的這一“法則”很不屑，曾在日記中寫道：“蔣、吳兩文“皆主張武力統一，他們都不是有政治作用的，而其效果將有‘教猱升木’之患。故我作文辟之?！?

胡適說的這篇文章，是《武力統一論》論，發表在《獨立評論》八十五號上。

主要思想是，中國歷史上不乏“武力統一”的例子，其結局，還是山河破碎。就當時中國而言，問題固然出在那些“失政”的軍閥們，而那些不背西洋教科書卻夢想個人專制的政客黨員是否也應當分擔一些責任？吳景超的法則“未免太拘泥于歷史例證了”，而歷史是“不再來的”，所以一切公式比例，都不能普遍適用。

與此同時，新任天津《益世報》社論主筆錢端升，在《東方雜志》第三十一卷第一號上的一篇文章《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也引起了胡適的關注。

錢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字壽朋，生于上海，中國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社會活動家。他17歲考入清華學校，19歲被選送美國留學，24歲獲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后，相繼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等校任教。

新中國成立后，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法學院院長。1952年院系調整，受命籌建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并出任首任院長。1954年參與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起草工作。

他最早也是主張民主的，但由于受到當時世界范圍內專制傾向蔓延的影響，后來對民主的訴求日益淡薄。錢在分析了當時歐洲民主政治之所以衰頹的原因后說：“一切制度是有時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國尚為統治階級所視為不經的，危險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后，即保守黨亦視為天經地義了。我們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個——本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熏陶的，這些人對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種制度自然看了極不順眼。但如果我們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近代國家，我們恐怕也非改變我們的成見不可?！?

胡適承認這是一篇自“論戰”以來“最有條理又懇摯動人的文章”，但又說：“……錢先生的概論部分，我們初看了都覺得很動人，細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義下得太狹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認歐洲戰后的民治主義的發展。他又把‘經濟的民族主義’看得太普遍了，故武斷‘不論在哪一個國家’都不免統制經濟，也就不能幸免獨裁的政制了……”

無論蔣廷黻、錢端升，還是吳景超，都是胡適的朋友。盡管政見有所不同，但都是本著“政論無所茍”的原則，來認真討論國事。因為這關系到“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他們也都是個人品質很好的人，也極有責任心。在他們看來，只有“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時，才可“出之于口，筆之于書”。

就在你來我往的論戰中，胡適去清華大學，見到了蔣廷黻、吳景超、葉公超等人。他們一起到蔣廷黻家中喝茶，錢端升正好也從天津來，大家談的很高興。

蔣廷黻對胡適說：“昨夜翻看《獨立》，覺得我們做的文章至少總可以算是認真想過才做的。只此一點，《獨立》當然是今日國內第一個好雜志?！?

講真，最近一直用看書追更，換源切換，朗讀音色多， 安卓蘋果均可。

到1934年1月底，由于蔣廷黻正準備出國，這位“獨裁派”的主將離開，這場“論戰”也似乎要進入尾聲了。只是，論戰并沒有真正結束，因為胡適又寫下《政治統一的途徑》一文，仍是針對蔣廷黻和吳景超的。

文中言道：“……現在可以回到我上次提出的問題：如何能縮短這個割據時期？如何能在這個割據時期做到建國的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