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勢力范圍。國內很多人堅決反對這個報告。

而胡適卻撰文贊揚這個報告，說它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并稱贊李頓調查團是“審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斷”，“為國際謀和平的熱心”，“他們這七個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們的感謝和敬禮的”。對于所謂“滿洲自治”，胡適也表示接受，說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對的理由”。

這篇文章一發表，就受到了鄭螺生等人的質問與批評。但一方面，胡適仍堅持自己的觀點，接連又寫了《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國際調解的前途》、《國聯報告書與建議的述評》等多篇文章，還是希望通過國際的“調解”，來解決中日問題。

只是，在另一方面，胡適也清楚的看到日本帝國主義只相信武力，根本不顧世界輿論。胡適也明顯感覺到對國聯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必須強調民族自救。

他說：“我們到了這個時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國聯的藤牌來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國是否能長久容忍日本的挑戰態度，是否還有聯合起來共同制裁一個害群之馬的決心，——那都不是我們所應該特別重視的。我們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們應該下決心作一個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計劃，咬定牙根做點有計劃的工作，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個‘長期拼命’的準備。無論國際政治如何變化，一個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會得人的同情與援助的。幸運滿天飛，飛不到不自助的懶人的頭上!”

各階層的愛國同胞，特別是熱血青年，都奔走呼號，要求政府抵抗侵略，拯救國難，抗日運動在全國蓬勃興起。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

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徐炳昶先生，是《獨立評論》的“準社員”，主張抗日。他給《獨立評論》寫信，希望《獨立》的朋友聯合發一個宣言，“主張堅決的戰爭”。并詢問胡適近來的意見若何?

胡適卻仍堅持他的不抵抗主張，回答徐炳昶說：“徐先生特別要知道我對于主戰的意見，我可以說：我不能昧著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我極端敬仰那些為祖國冒死拼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拼命?！?

1933年，日軍又侵占熱河，大舉進攻關內，直逼長城以南，平津華北形勢十分危急。國民黨政府束手無策，只好談判乞和。這年5月，胡適作《保全華北的重要》一文，繼續唱低調，主張暫謀局部的華北停戰以“保全華北”，認為中國此時“決無解決的能力，也決無解決的辦法”，“華北停戰是一種不得已的救急辦法，我們應該可以諒解”。

他如此為國民黨政府的乞和與不抵抗辯護，致使他的學生傅斯年更加怒不可遏，一反過去對胡適執師禮甚恭的態度，寫信抗議，并聲言要退出獨立評論社。

胡適主張不抵抗，盡管很不得人心，但是，必須看到，他主張與日本妥協談判，和很多人是不一樣的，更和投降派不能同日而語。因為，他堅持以“取消滿洲偽國”為目標。

1933年2月14日，日本在答復國聯的書信中叫嚷：“日本政府深信‘滿洲國’獨立的維持與承認是遠東和平的惟一的保障”。

在這種情況下，胡適便認為“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他說：“此時中國全國的人民都應該明白這一點：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滿洲偽國，恢復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的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除了這種條件之外，中國決不能和日本開始交涉?！瓱o論如何我們決不應該自己首先跪下來承認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個世界拒絕承認的局面。

另一處，胡適在揭露日本政府提出“解決任何懸案”，實現所謂“中日親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