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和妥協，也來自于對中日力量和中國國情的的洞察和分析，如他自己所說：“我在1915年反對立刻對日作戰的論點，不幸地20年后當中日戰爭于1937年爆發時，仍未失時效。在抗戰前我國對日艱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變成了反對對日作戰的少數派。在這六年中我反戰的論點仍與當年無異。問題重心便是我們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么去抗日呢?這是一件悲劇。不幸的是中日兩國當時皆缺乏明智之領袖階層來設法避免戰爭。”

胡適并不是一味的求和，盧溝橋事變以后，局勢是一天天緊張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國土的淪喪，全國軍民各界抗日運動的高漲，胡適的思想也隨即發生了變化。

胡適在他的《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中寫道：“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時中國人都應 該明白這一點：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滿洲偽國，恢復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的領土 及行政主權的完整，除了這種條件之外，中國決不能和日本交涉。““我們此時也許無力收復失地，但我們絕不可在 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贊成我們的時候先把土地簽讓給我們的敵人。我們也 許還要受更大更慘的侵略，但我們此時已被’逼上梁山’，已是義無返顧的了。我 們此時對自己，對世界，都不能不堅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認主義’，就是決不承認 侵略者在中國領土上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條約，或協定。我們要準備犧牲， 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

而在8月13日，上海戰事爆發，對日全面抗戰開始后。胡適更是徹底丟掉了和平幻，想，積極投身到了抗日救亡之中了。

1933年5月23日，離北平60余里的懷柔縣附近，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五十九軍的一千多名將士，與日寇展開了一場壯烈的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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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斗從早晨四時開始。中國健兒們冒著敵人飛機的偵察轟炸，趕筑陣地，在堅硬的巖石中掘成良好的戰壕。堅守到了下午，因為停戰協定已簽訂，上級便命令他們撤退。但他們正在酣戰中，又聽到那喪權辱國的停戰消息，更不愿放棄這難得的抗敵機會，一直堅持戰斗到下午7時才撤下陣地。在這次戰役中，有203位將士壯烈殉國。

后來，國民政府將這些抗日戰死將士安葬在大青山，建立公墓，樹碑紀念。傅作義將軍特意請胡適為公墓撰寫碑文。胡氏欣然允諾，并為抗敵將士“最壯烈的血戰”所感動，以極端敬仰的深情，寫了一篇白話碑文，由錢玄同書丹，刻石建碑在大青山麓，這就是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

碑文中憤怒譴責《塘沽協定》是一個恥辱的“城下之盟”，是“國恥”，熱烈歌頌抗敵將士的壯烈血戰和英勇殉國的精神，說“一千多個中國健兒用他們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恥辱”，“用他們的血染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頁”。最后的銘文寫道：

“這里長眠的是203個中國好男子!

“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

“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里憑吊敬禮的，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么報答他們的血。”

但是，到了1935年，日本侵略者陰謀吞并華北五省。國民黨政府屈服于日軍的壓力，6月初，由親日派大將何應欽出馬，與駐華北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談判，簽訂賣國的《何梅協定》，斷送了華北的大部分主權；又取締反日運動，“何應欽將軍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紀念物都應掩藏”，連大青山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也在“取締”之列。膽小的何應欽“打了幾個電報給傅作義，叫他消滅一切‘抗日’的標幟，尤其是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