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何也？何、陳諸公的中心理論也正是要應付“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建立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

薩、何十教授的根本錯誤在于不認識文化變動的性質。文化變動有這些最普遍的現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種文化既成為一個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絕大保守性，對內能抵抗新奇風氣的起來，對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養保護的。

第二，凡兩種不同文化接觸時，比較觀摩的力量可以催陷某種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與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催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強弱都和那一個方面的自身適用價值成比例：最不適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催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鐘表的替代銅壺滴漏，如槍炮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顯的例。如泰西歷法，之替代中國與回回歷法，是經過一個時期的抵抗爭斗而終于實現的。如飲食衣服，在材料方面雖不無變化，而基本方式則因本國所有也可以適用，所以至今沒有重大的變化：吃飯的，決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決不能全改用刀叉。

第三，在這個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沒有一種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用來指導整個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十教授所夢想的“科學方法”，在這種巨大的文化變動上，完全無所施其技。至多不過是某一部分的主觀成見而美其名為“科學方法”而已。例如婦女放腳剪發，大家在今日應該公認為合理的事。但我們不能濫用權力，武斷的提出標準來說：婦女解放，只許到放腳剪發為止，更不得燙發，不得短袖，不得穿絲襪，不得跳舞，不得涂脂抹粉。政府當然可以用稅則禁止外國奢侈品和化裝品的大量輸入，但政府無論如何圣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為文化的淘汰選擇是沒有“科學方法”能做標準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變動，終有一個大限度，就是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這就是古今來無數老成持重的人們所恐怕要隕滅的“中國本位”。這個本國本位就是在某中固有環境與歷史之下所造成的上習慣；簡單說來，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個本位是沒有毀滅的危險的。物質生活無論如何驟變，思想學術無論如何改觀，政治制度無論如何翻造，日本人還是日本人，中國人還是中國人。試看今日中國女子，腳是放了，發是剪了，體格是充分發育了，曲線美顯露了，但她無論如何摩登化，總還是一個中國女人，和世界任何國的女人都絕不相同。一個徹底摩登化的都市女人尚且如此，何況那無數無數僅僅感受文化變動的些微震蕩的整個民族呢？所以“中國本位”，是不必勞十教授焦慮的。

戊戌的維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時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動搖那個攀不倒的中國本位。在今日有先見遠識的領袖們，不應該焦慮那個中國本位的動搖，而應該焦慮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并不在十教授所痛心的“中國政治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征”。我們的觀察，恰恰和他們相反。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無論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國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態，從娘子關到五羊城，從東海之濱到峨眉山腳，何處不是中國舊有的把戲？社會的組織，從破敗的農村，到簇新的政黨組織，何處不具有“中國的特征”？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的性史，滿墻的春藥，滿紙的洋八股，何處不是“中國的特征”？

我的愚見是這樣的：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