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人，其實他自己也同樣有很強的“宗教心”，而且，胡適更是個讓人如坐春風的人，這樣的兩個人成為莫逆，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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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用諍友，來形容二個人的親密無間，其實，用諍友來形容胡適和丁文江的關系，可能更為恰當。

丁文江積極鼓勵胡適參與政治生活，二人攜手合作,共同組織了“努力社”,創辦《努力周報》、《獨立評論》。

1923年，中國思想界爆發了著名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科學派和玄學派的主將分別是丁文江和張君勱。這場筆墨官司一開戰就吸引了新文化運動的幾乎全部著名人物。論戰的緊要關頭，正在養病的胡適耐不住寂寞了，一篇《孫行者與張君勱》橫空出世，把張君勱比做孫悟空，而把“賽先生（科學）和邏輯先生（邏輯）”比做如來佛，認為玄學縱然有天大的本領，也跳不出科學的手心。最終，科學派大獲全勝，丁文江的個人聲望也達到巔峰，成為很多學子心目中的青年導師。今天人們常說的“科學人生觀”這一概念，就是丁文江在科玄論戰中首先提出來的。

前邊提到過，1933年11月，蔣廷黻發表《革命與專制》，胡適隨即發表了《建國與專制》《再論建國與專制》等文對蔣的觀點表示反對，由此開啟了民主與獨裁之爭。

這場爭論吸引了全社會的廣泛參與，當時社會的重要輿論力量，如藍衣社、獨立評論派、再生派、救國會、中社，以及《申報》《中央日報》《大公報》《民國日報》《晨報》等，無不卷入，形成了一場陣勢壯觀的思想大論戰。

爭論的初期，丁文江并未參與。此時，他剛從美國、蘇聯考察回國。考察中，舉目所見盡是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的輝煌業績和羅斯福新政的勃勃生機。個人權威產生的統一和高效，對丁文江產生了很大的觸動，這使得他的政治思想來了個“與時俱進”。

1934年12月，胡適再次發文《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以批評錢端升、吳景超等人鼓吹獨裁政治的觀點，從而觸動了丁文江。丁文江撰寫了《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發表在《大公報》上。并在當月14日致胡適的信中說明這篇文章正是對胡適上文觀點的“針鋒相對之作”。事實確實如此，胡適認為中國當前的發展狀況決定獨裁絕無可能。丁文江則相信“在今日的中國，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丁為此提出“新式獨裁”作為現實政治的改進方向，所謂“新式”是指：獨裁的首領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尤其是能夠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調動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

“新式獨裁”論點一出，迅即引發新一輪論戰熱潮。這其中作出最激烈反應的是胡適。看到丁的文章，胡適感覺極度驚訝和失望，想要狠狠批駁丁文江的觀點，即刻寫出《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一文，和丁文江的文章同時刊登在《獨立評論》第133號上，顯然有撻伐異端以正視聽的用意。胡適認為丁文江對民主政治并不了解。他指出觀點的分歧倒在其次，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關重要。他闡明實行獨裁政治的危害性，并警告丁文江不可助紂為虐。

他說：“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

對丁文江的激烈情緒也反映在胡適日記里。1935年初，胡適在日記里錄有對前一年的簡短總結，主題即為此次論戰，文中提及的唯一他人就是“丁文江先生”，這一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