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學會的第一次年會。

太平洋國際學會章程規定，“太平洋國交討論會系由關心太平洋各國邦交大勢之男女人士組織而成。其集會及一切活動，并非代表任何國之政府或其它法團，完全系個人自由的行動，意在促進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與安寧也。”

太平洋國際學會證明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可以坐到一起，以一種寬容和理解的態度就有爭議的問題坦率地交換意見。因此，其影響逐漸擴大，越來越引起各國政府和政要的關注。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宗教色彩自然逐漸淡化，越來越多的非宗教人士加入其中。

1931年在上海舉行的第四屆太平洋國際學會年會之前，中國分會的領導層進行了改組。余日章因病辭去了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理事會主.席和第四次太平洋國際學會年會主.席職務。中國分會遂決定請顏惠慶頂替。顏惠慶提議組織主.席團，他愿為主.席之一，但會議之后他不愿擔任中國分會主.席。加之顏惠慶很快被任命為駐美公使，中國分會遂選舉胡適為第四屆太平洋國際學會年會主.席。

胡適擔任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一職后，曾率團參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年會。

在上海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四次年會上，胡適提出：“我們在此工作的第一天，對于我們的問題和工作的性質，當有一種明白的諒解。這些問題，是各國和各民族的問題，我們的工作，是為這些國家和民族著想，為了一個民族或為了許多民族著想。這是最神圣的信托，但也是最危險的工作。這一工作在華人圣賢的口吻說來，‘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我們只能祛除偏見去負這神圣的責任。”胡適的觀點，得到與會很多人士的贊同。

到1933年8月14日至28日，在加拿大的班夫（Banff）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五次年會上，胡適進一步發揮了他的這一思想，并以此來解釋太平洋學會的法則。他把學會的法則歸納為二條。第一條就是，當太平洋學會開會時，會員不應該把自己僅僅看作是某一個國家的代表中的一員，而主要應該看作是學會的一員。這對于會員擺脫國家的偏見，用其它國家人們的觀點來理解自己國家的問題是必要的。如果一位會員在會上不能作為學會的一員去思考，那么他離開會議以后也決不能作為學會的一員去思考和發言。他所說的第二條法則是，當開會時，會員應該盡力以科學的態度去思考。所謂科學的思考就是負責任的思考。每一個人都應該對提倡的理論或他支持的學說可能產生的后果想清楚，并準備使自己在道義上和思想上對這些后果負責。

第六次年會會議地點是在美國玉斯美公園（YosemitePark），胡適是第三次率團出席。

臨行前，胡適還惦記著北大的經費問題。這時，原武漢大學的校長王世杰已經是教育部的部長。

他給王世杰發電報說：“北大補助費，萬望兄努力設法。夢麟六年苦斗，兄所深知，今當其困急，宜有以鼓舞其志意，勿令失望。”

7月29日，胡適到達到美國舊金山。

8月3日在斯坦福大學演講《中國當前的形勢》。顯然，他在利用一切機會，讓美國人了解中國，以獲取同情和支持。

8月12日，胡適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學會第六次年會。盡管會前日本分會致函總會要求“不談國際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中日問題還是被列為中心問題。

胡適在會上就日本對華政策，猛烈加以抨擊。胡適指出，中國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統一國家而增強國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已成為定策。日本以武力占領東三省后，對于中國，即已釀成一種戰爭狀態，不但中國經濟復興運動為所阻撓，即他國與中國合作事業，亦因而無法進行。其用意即為阻撓中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