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對中日全面戰爭精確地排出時間，“對世界固應趕緊結合，對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種可以使我們喘氣十年的ModusVivendi（權宜之計）。若無一個緩沖辦法，則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許蔣先生整軍經武。”胡適認為中日之戰必不是孤零零的中日之戰，我們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侵略與歐美產生的“利益上的沖突”，將之引導成對日本的“國際大劫”。他后來將之凝聚成“苦撐待變”四個字，隨之被國民政府接了過去，變成了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

蔣介石當時選派了三個人，另兩位是張忠紱和錢端升。張以家庭困難為由，一開始就沒去；錢去了后覺得靠演講收效太慢，很快就消極回國了。只有胡適本著“做了過河卒子”的拚命精神，肩負著國家的使命無怨無悔地做了下去。

胡適注重向政要宣傳中國抗戰。飛機經停菲律賓時，他拜訪了總統蔻桑。

胡適宣傳的主要方式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演講。

胡適一到美國，便忙了起來。9月26日上午10時飛抵舊金山還沒住下，就先到中華會館參加茶會，發表簡短談話。吃過午飯，仍然沒有休息，又趕往大中華戲院，對當地華僑以及各界人士演講。晚上人們得知胡適到來，爭相邀請他赴宴，結果一口氣趕了兩處宴會做了兩場演講。當天很晚才回到住處，強撐著在日記中嘆息：“甚疲倦了”。盡管如此，由于是事先約定，29日中午又前往聯邦俱樂部演講。30日胡適在加利福利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演講。10月1日到哥倫比亞廣播電臺向全美聽眾作廣播演講。

胡適的這些演講是在自身和客觀條件都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進行的。

胡適從1937年8月即斷斷續續生病，最主要的是眼睛時感酸疼模糊，尤其是牙疼一直在困擾著他。22日腸子發炎住院；9月16日在香港開始發燒；11月13日，胡適應美國紐約外交政策協會邀請演講，但那天早起，胡適就覺得不舒服，吃的早飯全吐出了。中午外交政策協會宴請，胡適一點胃口也沒有，什么也沒吃。但仍然堅持演講，并答復了許多問題。演講完，胡適出了一身大汗，里衣全濕了。演講過程中，胡適又拉了一次肚子，此次胡適不僅沒住院，而且強忍了兩天，一邊靠吃藥，一邊靠饑餓來治療自己，預定的演講與座談一場也沒耽擱，朋友們也都沒有看出來。

由于正處于寒冷季節，沿途風雪交加，所去城市大都也是冰天雪地，火車常常為此晚點，這就增加了奔波之苦。還有一點就是胡適患過腳病，尤其怕冬天，在這樣寒冷的天氣里四處演講，對胡適的身體來講不能不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為此，夫人江冬秀在國內得知這一消息后，就非常擔心胡適的腳是否受得了。從行程上，基本上是夜行晨到。對沿途小城，留停時間短有約定必須演講的，胡適常常是一到，將行李放到旅館，來不及休息，就在主人的陪同下，立即前去演講。胡適幾乎平均一天一場半演講，其密度之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奔波勞累之余，加上各種拜會訪談，常常每天都要到很晚甚至半夜才能告一段落，這種工作強度，也決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胡適對演講非常慎重認真。比如在舊金山，9月30日一天胡適是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度過的。由于不停地演講，晚上又參加斯坦福大學校長威爾伯（Wibur）夫婦為他們舉行的招待會。回到住地，已是半夜，不知是沒吃飽還是吃的東西不合胃口，胡適此時突然感到很餓，連忙上街找到一家小飯館匆匆吃了點，這時已是第二天10月1日凌晨1點多了。剛想睡下，突然想到第二天約定的到哥倫比亞廣播電臺，向全美聽眾作廣播演講。

電臺規定，演講時間不能超過一刻鐘，又由于媒體的限制，電臺的演講必須簡潔精煉，既要單刀直入又要有條有理合情合理，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