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固然是形勢的逼迫與喚醒，但也不能否認胡適通過宣傳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由此打下的一定的民眾與輿論基礎。

胡適在美國的演說和活動，對外也產生很大影響。

據那時住在日本的楊鴻烈致胡適信中說：“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適)是他們的‘侵略主’的大對頭，……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動，日本的報紙都詳為揭載。日本人或以為先生故意誣蔑他們的皇軍在我國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為先生們善于為有組織的宣傳，而同時政府又肯撥給巨萬的宣傳費，不似日本代表宣傳技術既已拙劣，政府又過于小氣(器)，故使美國排日的空氣甚為濃厚，云云。

胡適為國家辦差，自然有經費開支，但是，他從不亂花一分錢。據同行的張忠紱回憶，他們到美國后，凡事節儉，住最便宜的旅館房間，胡適還主動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謝絕英、美幾家大學的高薪聘請，放棄許多娛樂活動，日夜奔波，“為國效勞”。他告訴夫人：“到紐約六個月，只看一回戲，看一回電影，連老朋友過紐約，都顧不上照應。”他為水深火熱中的祖國椎心泣血，憂心忡忡，“心里時時想著國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正是由于胡適這段公共外交活動所做出的突出貢獻，當年7月國民政府動議讓這位從未有正式外交經驗的學者，代替老牌外交家王正廷出任抗戰期間最為重要的駐美大使。在這段時期，胡適告誡國人“和比戰難”，他提出的“苦撐待變”成為這一時期的外交方針。他通過公共外交喚起了美國乃至世界民眾對中國抗戰的認識、同情與支持，打開了美國對中國抗戰進行實質性援助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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