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性太強，恐難與光甫合作。(二)慮報紙所傳貿易委員會改由宋子良代光甫之說如屬實，則光甫所辦事業，恐不能如向來之順利。(三)子文今年夏間，曾向美財部重提棉麥借款，美財部疑為有意另起爐灶，印象頗不佳。以上各種情形，國內恐無人為介公詳說，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陳，供介公考慮。”

后來，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長并沒有成為事實，這并不意味著蔣介石采納了胡適的意見。但這件事不可能不傳到宋子文的耳中，宋自然要把賬記在胡適身上。

宋子文赴美之后的情況，胡適1942年5月17日在給翁文灝、王世杰的信中表述得相當直白:“某公(宋子文——作者注)在此，似無諍臣氣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駁回一字。我則半年來絕不參與機要，從不看出一個電報，從不聽見一句大計，故無可進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兩兄了。去年12月8日我從國會回家，即決定辭職了。但不久即有復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為我‘不合作’，對內對外均須費解釋。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尋一個相當機會，決心求去。我在此毫無用處，若不走，真成‘戀棧’了。”這說明，胡適和宋子文的關系，已經勢同水火冰炭，毫無調和余地。

但是，宋子文到美國之后，借助胡適在美國打下的良好基礎，和有利于反法西斯的大好形勢，接連與美國簽訂《鎢砂借款》、《金屬借款》、《中美平準基金協定》三個協定，一連爭取到三筆貸款。以上三筆美援的取得，宋自要歸功于他本人，這便反襯出胡適外交工作的低效，也因之增添了蔣介石對胡適的不滿。

宋子文來美國后，便竭力擠壓胡適。1940年10月，宋子文致電蔣介石，很有針對性地說：“欲得美國切實援助，非空文宣傳及演說所得奏效，務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斷活動。”“際此緊要關頭，亟需具有外交長才者使美。”他甚至公開提出撤換胡適，推薦施肇基接任駐美大使。

蔣介石統籌思慮，基本采納宋子文的意見，但是，因顧及美國的反應，故遲遲未能成命。可是，宋子文卻窮追不舍，連連去電，催促公布免去胡適大使職的消息。1941年7月12日，宋子文又參胡適一本，說胡適在工作上不予配合，“長此以往，不但文不能盡職，有負委任，適之亦屬難堪。唯有懇請毅然處置，迅予發表”。

宋子文當了外交部長后，人仍在美國，幾乎包攬所有的外交事務，而將胡適基本上邊緣化。

一向能容忍的胡適，也憤憤不平地稱宋子文為“太上大使”了。

1942年5月19日，胡適在日記中記道：“自從宋子文做了部長以來，（去年十二月以來）他從不曾給我看一個國內來的電報。他曾命令本館，凡館中和外部，和政府，往來電報，每日抄送一份給他。但他從不送一份電報給我看。有時蔣先生來電給我和他兩人的，他也不送給我看，就單獨答復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對人說的）。

“昨日我復雪艇一長電，特別抄了送給子文看，并且親筆寫信告訴他，意在問他如何答復，他今天回我這封短信說，“Irepliedmuchinthesamevein（我已用同樣的意思答復了）！”他竟不把他的電文給我看！

“記此一事，為后人留一點史料而已！”

這個大使再做下去，實在沒意思了，胡適決定辭去大使一職，以打破目前尷尬難堪的局面。他給王世杰去信，表示既不做大使，也不做中央研究院長，因為，“我舍不得北大，要回去教書”，“我要保存我自由獨立說話之權，故不愿做官”，“大使是‘戰時征調，我不敢辭避’，中研院長一類的官不是‘戰時征調’可比”。

1941年12月24日，他鄭重其事地對宋子文說：“郭泰祺來美時，我曾經告訴他，我不想干這種外交官的事。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