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從接任大使以來，便招惹來種種議論和流言。特別讓人眼熱的是，胡適在大使任內，竟如旋風般地往返美國、加拿大等地，用有些人的話說，名為講演，實為游山玩水。還有就是所謂沽名釣譽接受名譽學位。四年間，他竟領得二十七個榮譽博士學位。如此風光燦爛、顯山露水、出盡風頭，怎不叫人羨慕嫉妒。于是，好些多事者便眾口一詞：胡適“只好個人名譽，到處領學位”。

這些議論和流言，到了1940年間，到了高潮。伴隨這些流言蜚語的則是謠言四起。

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病逝后，院長一職空缺，當時，評議會曾推舉胡適繼任，可是，蔣介石的意中人卻是顧孟余。所以，當孔祥熙匯報中研院院選時，蔣介石生氣了，隨口說道：“他們既然要適之，就打電話給他回來吧！”

此信息傳出后，傳著傳著便走了樣，傳到了海外竟成為：胡適即將回國當院長，顏惠慶將赴美任大使。

其實，早在一年前，胡適因病住院時，便傳言顏惠慶將任駐美大使。當時，蔣介石知道后，唯恐影響工作，立即讓王世杰給胡適拍去電報：外聞所傳“顏惠慶繼任的消息，純屬虛造”。

舊風波剛息，新風波又起。美國《中國日報》發表消息：“傳顏惠慶將任駐美大使，胡適博士或調任中央研究院長。”

身在美國的胡適怎么能想到，這是蔣介石的氣話惹起的風波，自然不能不信。于是找近人打聽。

蔣介石趕忙又讓王世杰致電胡適：“謠言所出，乃中研院院選所起。政府以美使之任重于中研院，故不擬調其回國。”

但是，實際上，蔣介石對于胡適處理中美關系的信心，到1940年春天已急速降低。在此之前，蔣介石很欣賞胡適的“苦撐待變”，但“苦撐待變”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苦撐待變”是很難熬的。胡適沒法告訴蔣苦撐到什么時候，什么時候能變。

中國抗戰的形勢越來越艱難，財政情況則更為拮據。

在國際上，除了美國外，凡是有能力幫助中國的國家（英國、法國、蘇聯）不但不幫助中國，反而出于不同動機而對中國進行傷害。到了1939年底時，中國政府上下，一種悲觀的意識已經逐漸占了上風。認為，在當前狀況下，實在無法再“苦撐”下去，而“待變”逐漸變得毫無意義，在“變”給中國帶來好處之前，中國就可能會全盤崩潰。

蔣介石把越來越多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1940年，蔣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并派他為處理對外借貸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國。宋子文的美籍顧問楊格隨行。

同年6月14日，蔣介石在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函中表達了他對宋子文的完全信任:“因世界局勢之劇變，余覺有與閣下交換意見并請給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親來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為代表，前來華府晉謁，彼固為閣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國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權，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對國內之情形與對外之關系完全明了。敬請閣下惠予親切之洽談，一如與余私人接觸者然，不勝企盼。”

胡適是國民政府派赴美國的特命全權大使，宋子文是蔣介石派赴美國的特命全權代表。在這種人事安排下，兩者之間不產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況胡適一向對孔祥熙、宋子文等皇親國戚不滿，而對宋子文的印象尤差。

宋子文對胡適更沒有好感。

1939年10月，報紙傳說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將改組各部，宋子文將取代孔祥熙出任財政部長或貿易部長，宋子良將取代陳光甫出任貿易委員會主任。胡適聽到傳聞深感疑慮，于11月7日給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陳布雷發一密電，請轉呈蔣介石:“鄙意對行政各部改組消息，頗有顧慮:(一)慮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