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很難干下去，他曾給朱家驊寫信請求辭職，朱堅決挽留，他才又勉強干下去。

在這樣的形勢下，上海、南京幾個大學和北大、清華大學的學生發起了反饑餓、反內戰運動，要求增加教育經費，提高教職員待遇，這不能不使胡適處在兩難的境地。一方面知道學生反饑餓運動有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不能阻止；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考慮國民黨政府的立場，必須維護好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他曾向北平國民黨當局建議，對學生的反饑餓運動不要采取鎮壓的辦法，要和緩處理。他對北大學生則竭力勸說：“我對你們的要求同情，但希望不要耽誤學業。”

5月19日，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召集平津兩地院校校長及教授開茶話會，胡適在會上發言，他說，中國的現狀，不但青年人不滿，中年人也不滿。認為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滿意的時候，提倡政治改革的責任，一定落在青年肩頭。胡適主張，應該給予青年人合理的自由。但胡適在當天接受記者采訪時，仍然堅持一貫的主張，認為罷課不能解決政治問題，實際上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因為罷課的結果，受損失的是學生自己。

1947年5月20日，寧（南京）、滬（上海）、蘇（蘇州）、杭（杭州）16個專科以上學校的5000余名學生到南京中央大學會合后，沖破國民黨憲警的阻攔，舉行“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隊伍遭到憲警的水龍噴射和棍棒、皮鞭的毆打，19人受重傷，90余人受輕傷，20余人被逮捕。這便是五二〇血案。

同日，北平各大、中學校的7000余名學生從北京大學出發，進行持續五個多小時的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天津的大、中學生也進行了反饑餓、反內戰游行。這一運動迅速席卷武漢、重慶、廣州、長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濟南、開封、沈陽等60多個大中城市。社會各界以及上層愛國民主人士，也以各種形式支持和援助學生運動。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釋放全體被捕學生。

繼“五二〇”游行之后，學生又接著罷課幾天，延續到了5月23日。

胡適苦口婆心地對學生說：“反饑餓、反內戰是你們對現實不滿的反映，但長期罷課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繼續罷課會發生更大問題，希望同學早日復課。”

當時有一部分激進的同學，通過華北學聯向全國各大學號召在6月2日發動更大規模的全國罷課、罷教、罷工、罷市運動。國民黨政府非常震驚，通令全國各地嚴加防范，武力鎮壓。面對這一形勢，胡適非常焦慮，怕在這一天發生流血事件。

他向北大學生自治會建議：“你們在6月2日那一天千萬不要出去游行。”這一天，北平的專科以上院校大門都布滿了軍警，北大校門口堆起了沙包、鐵絲網，架設起機關槍，裝甲車在校園四周行駛，如臨大敵。這一天，華北學聯和北大自治會決定不上街游行，改在校內民主廣場舉行紀念民主烈士聞一多等人的追悼會，請胡適、周炳琳、錢端升、楊西夢等教授到會講話。

胡適出席并作講話，他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話：“政治腐敗，而又沒有人出來進行改革的時候，這一改革的責任就落在學生身上了，中外歷史皆是如此。這次你們發起的反饑餓、反內戰，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你們很有理智，很有秩序，能收能放，今天你們決定不游行，就是很理智的行動。”

他的講話獲得了同學們的熱烈掌聲。第二天北大就正常復課了，北平也沒有發生大的流血事件。

1948年8月，國民黨北平當局受上峰指令，要在全市大專學校逮捕所謂鬧事學生。

8月19日清晨，北平11所專科以上院校都受到軍警的包圍，報紙上二次公布了名單，要上了名單的學生到特刑庭報到，不去者一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