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年12月的國民大會制憲會議上，胡適與朱經農等204人聯名提出《教育文化應列為憲法專章》的提案，又與17位自由職業教育界國大代表聯合提出建議書，請政府注意有關教育的重大問題。建議書開篇即指出：“查教育為立國之本，亦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礎。當今憲法正在制定之時，尤賴教育之普遍推行，以使人民有行憲與行使政權之能力”。建議書主要內容包括：延用專才，增進效率；敵偽產業，撥充經費；縣教育局，提早恢復；獎勵私校，予以補助；教員待遇，迅即提高；被占校舍，嚴令發還等。

1947年3月14日，胡適在中基會年會上提出中基會與北大的第二次合作議案，具體內容是：北大向中基會借30萬美元，分兩年支付，作為購買圖書、設備之用。北大每年付息五厘，由教育部擔保，用美金償還。兩年之后，分十五年還本。

3月15日，胡適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談話會，商討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法草案。胡適回北平后參與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人文組”名單的推薦工作。

3月22日，胡適飛回北平。剛回北大，教務長鄭華熾就向胡適匯報，此次學期考試，所有考試科目里半數不及格的學生有125人，先修班不及格的有60人，教務會議經過幾次鄭重考慮，決定按照北大學則的規定，給予退學處分。

此后，胡適接見了好幾批為此請愿的學生，胡適考慮到多年戰亂及不及格學生的實際困難，以及學期中退學可能會導致被退學生因無學校可入而失學等因素，給鄭華熾寫信，建議北大教務會議容許不及格的學生留校察看一學期，使他們有奮發振作以及補救的機會。

胡適對于此事的處理，既體現了他對學生求學機會的珍惜和愛護，也體現了他尊重北大教務會議的民主作風。

這一年五四前夕，胡適應邀出席北大學生“五四籌備會”舉行的紀念活動，作《五四新思潮運動的意義》的演講，隨后根據演講大意寫成《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發表在5月4日出版的《大公報上》。胡適在文中首先對五四運動的經過作了介紹，引用了孫中山對五四運動的評價。文章最后指出：“我們在二十八年后紀念五四，也不能不仔細想想我們今日是否已‘收革命之功’，是否還‘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

胡適執掌北大后，對于北大和整個國家教育的發展都有很多設想和計劃，自己也準備用數年的時間來使北大有所成就，并由此帶動全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然而，隨著國內局勢的演變，國民黨政府江河日下，國內矛盾不斷激化，胡適很多時間和精力用在了教育和學術之外的事情。他一方面被迫處理不斷發生的學.潮，一方面又不得不參與一些政治活動。此外，在此時期蔣介石還幾次想拉胡適參政，胡適不得不想辦法再三推辭。

1947年5月，全國通貨膨脹非常厲害，物價飛漲。大多數公職人員、教職員工吃飯都成了問題，北大也不例外。胡適親身感受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北大秘書長給胡適算了一筆帳，胡適1946年8月剛到北平時，每月工資28萬法幣，折合美金100美元，到了1947年4月，每月工資是100萬法幣，折合美金只有35美元了，每天只有1美元多一點。胡適說：“這點錢全家吃飯都不夠。”他給美國友人徐公肅、唐世英寫信說“現在我成為貧士了”。在美國的趙元任夫婦聽說胡適薪水這么少，專門托人從美國給胡適帶來了200美金，補助他家用。連胡適都這樣，北大的教授就更苦了。

對胡適刺激最大的是，在他主持北大教授會討論北大未來的發展時，向達教授氣憤地說：“我每天愁的是明天吃什么，哪有心情想北大十年、二十年的發展。這樣下去，我們都要死光了。”由于教育經費短缺，教職員生活不下去，胡適感到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