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這一時期，雖然沒有進入蔣政府做官，但對政治還是很關注的。除了直接參加一些政治活動外，也積極的談政治。特別是 1947年5月，胡適與崔書琴、張佛泉等人發起成立了“獨立時論社”。

獨立時論社，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主要是"對重要的時事問題，以獨立與公正的立場，發表一點意見"。即約集一些學者名流定期撰寫文章，分寄各地報館，并指定日期一齊刊出。胡適本人除了積極寫稿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和人際關系邀集一些學者加入，如陶孟和、燕樹棠、毛子水、姚從吾、汪敬煕、韓壽萱、朱光潛、鄧嗣禹、王鐵崖、陳振漢、樓邦彥、陳岱孫等。

1947年6月2日，一位名叫鄧世華的北大一年級學生給胡適寫信，訴說自己的苦悶。他在信中問了七個問題，包括國家是否有救，國家前途是否無望，青年人的苦悶如何發泄等。胡適當晚寫了一封一千多字的回信。后來又在給鄧世華回信的基礎上寫成胡適《青年人的苦悶》一文。

文章寫道：“今年6月2日早晨，一個北京大學一年級學生，在悲觀與煩悶之中，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給我。這封信使我很感動，所以我在那個6月2日的半夜后寫了一封一千多字的信回答他。

“我覺得這個青年學生訴說他的苦悶不僅是他一個人感受的苦悶，他要解答的問題也不僅是他一個人要問的問題。今日無數青年都感覺大同小異的苦痛與煩悶，我們必須充分了解這件絕不容諱飾的事實，我們必須幫助青年人解答他們渴望解答的問題。

“這個北大一年級學生來信里有這一段話：‘生自小學畢業到中學，過了八年淪陷生活，苦悶萬分，夜中偷聽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國勝利，在深夜時暗自流淚，自恨不能為祖國作事。對蔣主.席之崇拜，無法形容。但勝利后，我們接收大員及政府所表現的，實在太不像話。……生從淪陷起對政府所懷各種希望完全變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觀到萌自殺的念頭。……自四月下旬物價暴漲，同時內戰更打的起勁。生親眼見到同胞受饑餓而自殺，以及內戰的慘酷，聯想到祖國的今后前途，不禁悲從中來，原因是生受過敵人壓迫，實再怕作第二次亡國奴！……我傷心，我悲哀，同時我絕望——在絕望的最后幾分鐘，問您幾個問題。’

“他問了我七個問題，我現在挑出這三個：一、國家是否有救？救的方法為何？二、國家前途是否絕望？若有，希望在那里？請具體示知。三、青年人將苦悶死了，如何發泄？

“以上我摘抄這個青年朋友的話，以下是我答復他的話的大致，加上后來我自己修改引伸的話。這都是我心里要對一切苦悶青年說的老實話。

“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們這個民族努力不夠的當然結果。我們事事不如人：科學不如人，工業生產不如人，教育不如人，知識水準不如人，社會政治組織不如人；所以我們經過了八年的苦戰，大破壞之后，恢復很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給我們，我們沒有技術人才去駕駛。人家送工廠給我們，——如勝利之后敵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廠，——而我們沒有技術人才去接收使用，繼續生產，所以許多煙囪不冒煙了，機器上了銹，無數老百姓失業了！

“青年人的苦悶失望——其實豈但青年人苦悶失望嗎？——最大原因都是因為我們前幾年太樂觀了，大家都夢想“天亮”，都夢想一旦天亮之后就會“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有好日子過了！

“這種過度的樂觀是今日一切苦悶悲觀的主要心理因素。大家在那“夜中偷聽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國勝利”的心境里，當然不會想到戰爭是比較容易的事，而和平善后是最困難的事。在勝利的初期，國家的地位忽然抬高了，從一個垂亡的國家一跳就成了世界上第四強國了！大家在那狂喜的心境里，更不肯去想想坐穩那世界第四把交椅是多大困難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