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短貧富的距離，這樣的經濟制度可以稱為「社會化的」。此外如以保障勞工組織，規定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用國家收入來救濟失業者，這都是「社會化」的方法。英國民族在各地建立的自治新國家，如澳洲．如紐西蘭，近年來都是工黨當國，都傾向于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英國本身最近在工黨執政之下，也是更明顯的推行經濟制度社會化。

“美國在羅斯福總統的十三年的「新法」政治之下，也推行了許多「社會化」的經濟政策。至于北歇西歐的許多民主國家，如瑞典、丹麥、挪威，都是很早就實行各種社會化的立法四家。

這種很明顯的經濟制度的社會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個共同的理想目標。我們中國本來有「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傳統思想，我們更應該朝這個方面多多的努力，才可以在世界文化上占一個地位。

關于第三個共同的理想目標，即民主的政治制度，胡適在講演中言道： “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上的趨向，都是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體專制的潮流，在我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為中間起了這一個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俄國大革命，在經濟方面要爭取勞農大眾的利益，那是我們同情的。可是階級斗爭的方法，造成了一種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認為那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這種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站不住，所以必須依靠暴力強力來維持他，結果是三十年很殘忍的壓迫與消滅反對黨。終于從一黨專制走上一個人的專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的經濟利益，還不如民主主國家從自由企業與社會立法得來的經濟利益那么多．這是很可惋惜的。

“我們縱觀這三十年的世界歷史，只看見那些模仿這種反自由，不容忍的專制制度，一個一個的都被打倒了，毀滅了。今日的世界，無論是在老文明的飲洲．或是在新起的亞洲，都還是朝著爭民主、爭自由的方向走。印度的獨立，中國結束一黨專政，都是顯明的例子。

“所以我毫不遲疑的說：世界文化的第三個目標，是爭取民主，爭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

胡適的講演播出后，正在天津北洋大學讀書的陳之藩，被這一演說深深吸引。那時候的陳之藩正感覺國家動蕩飄零，前途渺茫，在聽了這番演說后，陳之藩頗有感想，對演說中的“世界民主大趨勢”也有許多疑問，便給胡適寫了一封長達萬字的信。

而此時，胡適的這一演說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抗議和批評。8月24日，胡適又寫成《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一文，進一步闡明自己的立場：“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的自由是社會改革文化進步的基本條件。……第二，我深信這幾百年中逐漸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的，可以推行到社會的一切階層，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第三我深信這幾百年特別是這一百年演變出來的民主政治，雖然還不能說是完美無缺陷，確曾養成一種愛自由、容忍異己的文明社會。”胡適說這三點是自己“偏袒”世界民主自由大潮流的主要理由，他相信這個潮流將來“一定獲勝”，而那個反自由不容忍的專制運動只是近三十年歷史上的一個小小的逆流。胡適堅認為：“我們必須選定我們應該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們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族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成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

胡適告之陳之藩，這篇文章也是給他的回信。陳之藩仔細閱覽了這篇文章，對于文中胡適先生表達的“基本立場”，十分信服。在接下里的一年多的時間里，陳之藩前前后后給胡適寫了十三封長信，胡適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