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自由主義”政治設計固然不可能為中國共產黨接受，更不可能被國民黨所接受。他在中國當時“東風西風式”的現實政治斗爭中，是注定地找不到存在和轉圜之地的。這一點，或許胡適比誰都清楚。但是，他的想法是，無論如何，戰亂對于國家和民眾都是災難和浩劫，即便是能夠化解的希望微乎其微，他也要全力以赴。事實上，實現權力的和平交接，是需要健全的法制，需要社會發展到一個相對高度的。當然，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也同樣需要相關的政治家的良好人品和政治智慧的；至少不是權力欲特強之人。

這次南行，胡適有意外收獲，他在南京見到了六種《水經注》，在上海審定了合眾圖書館所藏“重校本”確為全祖望的校本。

10月22日，胡適飛回北平。他在日記中說：“此次出外三十六日，真有滄桑之感。局勢一壞至此！”

胡適回北平不久，就為教師罷教、學生罷課、職員罷工的事情奔波忙碌。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局之下，胡適既要保護罷教罷課的師生，又要維持北大乃至整個北平教育界的大局，非常為難，有時候甚至覺得這個校長“實在不要再做了”。

1948年11月下旬，隨著翁文灝內閣的垮臺，蔣介石聽取了美國大使館的意見，請胡適出來收拾殘局。遂派陶希圣北上請胡適來南京組閣，所謂臨危受命，勸他挑起行政院長的重擔。11月22日陶希圣飛到北平，趕到東廠胡同找到胡適，纏磨了兩天，胡適堅決不肯答應去南京組閣，只表示“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我一定與總統蔣先生站在一起”。

遼沈戰役之后，國共雙方的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國統區貨物奇缺，物價飛漲，人心惶惶，各地學.潮不斷，北平學生再度罷課，北大又有窮困學生排隊請愿。在此艱難條件之下，胡適還是努力支撐著殘局，積極籌備北大的50周年校慶。

據《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記載，當時北大為紀念建校50周年準備舉辦的活動很多，包括各種展覽、開放實驗室、學術演講、出版紀念論文集等。其中展覽包括文科研究所展覽、博物館展覽、敦煌展覽、校史及已故教師遺著展覽、圖書展覽、法科研究所展覽、各院展覽等。學術演講主講人有段學復、周培源、張青聯、袁翰青、陳楨、裴文中、陳垣、陳寅恪、馮友蘭、燕卜蓀、錢端升、陳達等校內外著名學者。

在校史展覽的第三部分，展出了一些與胡適有關的資料，包括胡適的日記、《嘗試集》初稿、初期白話詩稿印本、錢玄同書“胡適之壽酒米糧庫”、胡適自美國致北大同人信札、胡適近照等。圖書展覽一項，除了展出北大圖書館藏善本500種外，還舉辦有胡適收藏和借閱各地圖書館的《水經注》的各種版本40種，這些版本“實集《水經注》刻本鈔本校本之大成，其中傅增湘先生藏宋本，北大圖書館與涵芬樓藏《永樂大典》本八冊，與趙一清全祖望之稿本，最為稀世之珍”。而收藏在書房中的《水經注》版本占據了胡適的三個大書櫥。

此外，北大學生自治會將組織球類比賽、棋類比賽、自行車比賽、拔河比賽、話劇演出、“話家常”晚會等。整個50周年的慶祝活動可謂豐富多彩。

胡適在《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上親自撰文《北京大學五十周年》，文中言道：“北京大學今年整五十歲了，在世界的大學之中，這個五十歲的大學只能算一個小孩子。……這個小弟弟年紀雖不大，著實有點志氣！他在這區區五十年之中，已經過了許多次的大災難，吃過了不少的苦頭。”

胡適歷數了北大經歷的艱難困苦，特別回憶了蔣夢麟任校長期間，北大“國難六年中繼續苦干”的往事。

胡適最后說：“現在我們又在很危險很艱苦的環境里給北大做五十歲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敘述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