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說：“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

聽了這樣的話，如果有誰說，唐德剛打心眼里看不起胡適，那他肯定是錯了。其實唐德剛對胡適的評價，不是一般的高。

1977年，唐德剛《胡適雜憶》中對胡適的評價是“當代的第一人”：

“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_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

“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的第一人！”

1987年，唐德剛在《胡適時代，卷土重來——胡適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紀念演講會講稿》中，稱胡適是中國的“自由神像”：

“由于胡適的倡導，胡適的堅持，胡適的執拗，終于我們東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在神像上點火的代有其人，而讓人頂禮膜拜的卻永遠是這座神像。這神像高舉火炬提出四大號召：（一）言必有據的“科學”方法；（二）以“人權”以“健康的個人主義”和多黨的議會政治和社會生活方式為基礎的“民主”政治；（三）反對流血革命，安心于一點一滴改革實踐求真理的“實驗主義”；（四）以富強康樂的“美國模式”為今后改革的目標。

簡單地說，就是他所謂胡適的四大信仰：科學，民主，實驗主義，美國模式。再簡單一點說，就是民主與科學。這是說胡適劃時代的基本思想，也是他為中國指明的方向，現代化的方向。他說五四所開創的時代可以說是“胡適時代”。他看到大陸思想解放，臺灣解除戒嚴，所以說，“胡適時代”卷土重來了！

“1990年，唐德剛在《胡適的歷史地位與歷史作用》，又有了新的說法，說胡適是中國古往今來的百位文化偉人之一。

他說：“近百年來現代西方各種新制度的挑戰之下，我們傳統中國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需要一個適合“現代”的新的民族意識，和一個嶄新的生活方式。在尋覓這個新意識、新方式的無數賢達之中，適之先生實在是一位最全面，也最有成績的，繼往開來的大師。因此這個“胡適的幽靈”，今日還在海峽兩岸，大顯其圣。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惡魔所懼的最大神靈。對這座偶像，我們應該焚香頂禮到底?！?

他特別強調，中國因為沒有上帝，所以“圣賢”的作用特別重要，他們的思想對民族文化影響最為深遠。這也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在唐德剛看來，在這個世界走向中國，中國走向世界的大時代，最能繼往開來的正是“充分世界化”的胡適之，不是別人。

1950年4月29日，胡適的老朋友、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教授，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胡適。信中介紹解放后北京各學校和學術界的情況，“很誠摯的”勸告胡適“正視現實”“幡然覺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批判“過去所有的學識，拿來為廣大的人民服務”。

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報》上，不久，又轉載于香港報紙，6月間便有英文譯本傳到各地。

胡適得讀以后，引發了“考據癖”，考來考去，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信中有關書信日期又有錯誤，故斷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別人借用陳垣的名義假造的。于是1950年1月9日，胡適作《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發表在臺北的《自由中國》上。

胡適此文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