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朝之初，大西政權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是治安問題。

由于缺乏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張獻忠雖號稱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區，仍然是和過去一樣打著“猴子掰包谷”式的“陷不留守”的戰斗，他只是在每個州縣任命一兩名軍人做地方官。

由于信不過讀書人，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并沒有到各地去充當吏員，因此在這些地方他的統治只是名義上的，就連一些僅有的軍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貫徹。只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制比較穩固的地區。

史書記載：“獻忠當時竊據者，川西錦城一區耳。”“獻忠擁兵數十萬……而其威令所懾服者，不過成都前后十余縣耳。”這些，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沒有基層政權建設和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大部分百姓還是把張獻忠當作“流賊”，只是懾于張獻忠的威勢，而不是真正心悅誠服。所以，張獻忠的統治極不穩固，面臨的反對勢力非常強大，在他實際控制地區之外，有無數自發組織起來的地方武裝與他為敵。

張獻忠當然明白他的統治基礎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辦法，偏偏只是歷朝專制統治者用過的無數統治術中最惡劣的三個辦法：一個是警察管制，一個是暴力鎮壓，一個是特務統治。

張獻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結果。張獻忠部從不像李自成部那樣注重宣傳，注重策略，軟硬兩手一起抓。他們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戰斗力。他們迷信“只要有刀槍，沒有辦不成的事”。

張獻忠在他控制的地區嚴厲實行保甲制度。如在廣元，“城中不論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遺漏一名”。

為了保證首都成都城內的安全，張獻忠做了更為嚴苛的規定：首都成都的四城門，不許擅自出入。凡城里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馬司遞申請，申請里得寫明某人到某處，左右鄰居是誰，由某人擔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鄰居及保人斬殺，再不回，則取這家人口，不拘老幼，盡行斬殺。城外入城辦事者，要在左臉部蓋上一個印章。出城時，如果印章被汗水沖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則立刻斬首。

與此同時，張獻忠還大行特務統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裝成老百姓，游串大街小巷，偵聽人們的思想動態，發現有“訕諷新朝”的人，立刻綁走治罪，以致“雖至親遇于道，不敢相問慰，遙望即各低頭去”

歐陽直撰《蜀警錄》記載了這么一件事：

一天夜里，一個男人在家里和老婆絮絮叨叨講鄰里的瑣事，女人說他：“天這么晚了早點睡吧，凈說些張家長李家短有什么用！”

第二天，這個男子就被捕了。

張獻忠聽了匯報之后，掀髯大笑，說：“這是說我（張）家長，李自成家短。沒事，是良民，放了吧！”

張獻忠面臨的第二個嚴重問題是吃飯問題。

過去，張獻忠部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一貫是“因糧于敵”，“饑則聚掠，飽則棄余，已因之糧，不知積穡，地生之利，未間屯種”。

雖然建立了大西政權，自稱開朝，然而，張獻忠在帝國經濟管理中的措施卻乏善可陳。

最初，他依靠沒收官府和貴族的財產來支持財政，然而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不久這些錢就花光了。

于是，他的經濟措施就剩下了“打糧”。

所謂打糧，一言以蔽之，就是“搶”，放縱士兵在“帝國”之內強搶。

“獻賊每五日十日一發人采糧，如一人不回營，領人管隊小剝皮，同伴俱斬。”

所打之糧，首要的目標當然是地主大戶，可是張獻忠的兵馬沒有進行過政治訓練，在過去他們沒有區別過地主和人民，進了四川他們當然也不會專搶階級敵人。而是見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