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通知咱們進了殿試，至于能不能最后高中，還不一定呢。”

三人一聽，也是紛紛點頭，顯然，陸垚要比他們考慮問題長遠的多。

幾人進到了內城當中，他們到了蘇軾所在的寺廟，棠溪早就將馬車開過來等著幾人了。蘇軾提議想要去酒中仙喝上一杯慶祝，曾鞏和蘇轍都同意，不過陸垚這邊還有事情要做，于是幾個人相約先各回各家，中午的時候再去到酒中仙一聚，那三人見陸垚有事，也就都同意了，而曾鞏則表示，他跟著蘇軾蘇轍就在這寺廟待上一會，等中午跟著他們一同去到酒中仙就是。陸垚也不多做挽留，接著便上了馬車離開了。

“公子，可是要先回府，把這個消息告訴給老爺和夫人？”棠溪得知陸垚成績，也是十分開心，立刻詢問道。

車內的陸垚看樣子倒是不怎么著急，說道：“比起我爹，應該還有人很想知道我這次的成績。這樣，你且將馬車開到韓府門口，我先去一趟韓府，韓永合大人才是最關心我這次成績的人。”

陸垚這話說的不錯，比起陸盱來說，韓永合對于他的成績應該說是更加關心才對。

自太宗朝起，朝廷便取消了科舉考試中對門第的限制，廣大有學識的寒門士子不必再受身份的地位的限制，皆可憑借真才實學入仕為官，到景德元年，還取消了請托行卷，廢除了舉薦制度的殘余，此后，真宗一朝又建立了糊名和謄錄制度，至此，經過近幾十年的發展，科舉制度日臻成熟，并得到了廣泛應用，許多讀書人在統治者的因勢利導下紛紛投入到科舉考試之中。

科舉考試與學習教育相輔相成，科舉取士人數的不斷增多，會極大地促進教育的發展。科舉時代，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官學的學生都期望通過科舉考試，步入仕途，因而科舉考試便自然而然成為了當時學校教育強有力的指揮棒，極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操縱著中央與地方學校的發展方向。兩宋學校教育尤其發達，書院遍布天下，"取士不問家世"的社會風氣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天下士子入學讀書，科舉出仕的積極性。

官學作為作為最正統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機構，所教授的內容基本上以傳統儒家經典為主，即學生們主要學習的是"四書五經"，但這與當時科舉考試所考查的要點并不能做到十足的貼合。就以進士科的考試內容為例，據《宋史》的介紹，為"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在全部試題中，起首要決定性作用當屬詩賦，更有甚者如李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認為當時是"以詩賦進退，不考文論"，可見當時詩賦在考試中的重要地位。

但與此同時，只教學生"分習五經"的官學學習內容就顯得與科舉考試格格不入，對于眾多讀書人而言，官學教育從功利的角度而言意義不大，因而他們到學校進行學習只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在平時的教學中則"無一二十人聽講者"，科舉制度的發展對官學教育的影響由此便可見一斑。

在宋初，受到統治者以文治國思想的影響，重科舉而輕官學的思想在整個社會大行其道。到了宋中期，隨著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的發展，朝廷對人才的需求也不斷擴大，科舉制的重要地位愈發凸顯，與此同時，為了能更好的適應考試的需要，宋朝廷開始對官學教育的內容進行改革，加入了與現實相關的詩賦與策論。正是對官學教育一次次的變革，使得官學能夠適應時代的需要，煥發生機，甚至還短暫的將科舉取而代之。科舉制對官學教育的影響絕不是單方面的，他們二者作為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是相輔相成，相互配合的關系。

正因為科舉在這個時代有著這么重要的作用，才會被所有官員們所重視起來，特別是韓永合這樣身居高位的高官。別的不說，之前的時候，他就曾經因為陸垚不能保證最后高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