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以太常垂阮逸為教授。”宣告了武學的正式建立。但武學的建立卻備受許多儒教士大夫的責難和抵制，他們“以為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裴度等，豈嘗專學《孫》、《吳》”為理由，不斷攻訐武學，造成了社會上出現“英豪”之士恥于就學的怪現象，入武學者屈指可數。由此可見，這個時期武學其建立與存在只是曇花一現，此后，立廢無常的宋代武學就在曲折與磨難中艱難發展。

針對當時教育培養人才重文輕武的弊端，宋神宗熙寧五年，王安石再次提出興辦武學，并將其列為官方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熙寧五年六月，王安石在上書中說：“臣等欲復置武學，以廣教育，以追成先朝之志。”在王安石建議下，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宋代武學重建于武成王廟。“以尚書兵部郎中韓繽判學，內藏庫副使郭固同判，賜食本錢萬絡。”至此，武學成為宋代官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宋代軍事人才培養的高等專門學校，此后中央武學不再廢除。在宋代中央武學建立后，宋徽宗崇寧年間，宋徽宗命各地方州縣設置武學，以向中央武學升貢，由此“諸州皆置武學”。宣告了武學的鼎盛時期的到來。北宋地方武學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形成了相對完善的配套制度，對后世地方軍事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靖康之變后，武學陷于癱瘓。雖然宋高宗紹興十六年曾下詔令于臨安府修建武學，但直到紹興二十六年，高宗悲哀地發現“武學頹弊，因諭輔臣曰‘文武一道也，今太學就緒，而武學幾廢，恐有遺才。’詔兵部討論典故，參立新制。”武學陷于癱瘓。

追究此時武學陷于癱瘓的主要原因大體有二：一是將子弟皆恥習弓馬。對此，高宗直指當時朝廷的弊端“國家設武選，所系非輕。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后，將無人習武矣，豈可不勸誘之。”他企圖重興武學來促進軍事技能的發展，但限于當時重文輕武的文化，因此成效甚微。二是由于議和為當時宋朝的基本國策，加之宋代武官地位不高，武職的吸引力很低也限制了武學的發展。后經宋高宗的再三督促，南宋武學的建設才逐步走入正軌。從崇寧三年詔置到宋滅亡的1279年，宋代地方武學共存在達175年之久，當時宋代州縣設立武學主要集中在安徽、江浙、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等，宋代尤其是南宋的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盡管不是所有州縣都建有武學武齋，但上述這些地方創辦的武學，尤其是縣所立武學，都對宋代軍事教育進一步普及做出了貢獻，對宋代教育體系的完善以及武學教育體制的構建有著積極的意義。當然，此時武學的復建有一些只是名義上的重建，僅對學舍的略加整修而已，基本沒有教學活動。

縱觀整個宋代武學的發展歷程，可謂是“命運多舛”。宋代武學受康定初，西夏李元昊反叛影響，自景佑元年由富弼在景佑上書仁宗而萌芽，直至慶歷三年宋仁宗才下詔“詔置武學于武成王廟”建立了武學，然而短短三月，慶歷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僅僅95天，慶歷武學便在被罷止。這其中的原因既有宋太祖時期就留下的“崇文抑武”的國策影響，更直接原因則是宋夏戰爭的終止對軍事人才需求的下降，兩國議和使得宋廷對于武將的需求沒有戰爭剛爆發時那么急迫，由此，宋代武學“雞肋”一般的屬性一覽無遺。而接下來熙寧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時武學的復建也再次佐證了軍事人才需求與武學的關系，治平元年，西夏進攻慶城失敗，西夏轉攻為守，經多年休養生息后又有了狼吞中原的野心和實力，于宋神宗元豐五年五月再度掀起大戰。值得一提的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是宋朝，這極大地鼓舞了宋神宗的信心，同時也成了王安石恢復武學的重要推動力，并將武學納入宋代官學體系中，大大提高了武學的地位，自此中央武學雖有波折，如元豐四年征西夏失敗，神宗駕崩哲宗即位，新舊黨爭等都影響了武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