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富弼之所以選擇讓兒子富紹隆迎娶曹菡，也是為了讓自己在朝堂之上的地位能夠更加穩(wěn)固一些。要說這富弼的性格，其實多少和曹誘也有一些相向，正因如此，兩家最終才能取得聯(lián)系，想要進行聯(lián)姻。不止是曹菡，富弼的為人，包括他的性格，可能在其他人眼里也并不是那么討喜，甚至就連他的岳父晏殊大人，都曾經(jīng)一度根富弼鬧得不可開交。

小時候的富弼就展現(xiàn)出了異于常人的聰慧，寫的一手好文章，也因此博得了“洛陽才子”的贊譽。范仲淹對他的才華很是贊賞，還特意把富弼的文章拿給當時的文壇領(lǐng)袖晏殊看。晏殊看后也是拍案叫絕，居然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了富弼。

范仲淹與晏殊，一個是富弼的媒人兼恩人，一個是富弼的上司兼丈人，富弼的官運亨通，離不開此二人的賞識和提攜，但作為晚輩，富弼一直保持著自己的主見和個性，不曾因為與范仲淹和晏殊的特殊關(guān)系而改變鋼鐵直男屬性。

北宋仁宗年間，山東賊匪橫行，當?shù)毓俑疅o力鎮(zhèn)壓，便采取懷柔政策，以禮相送，以求相安無事。后來事情鬧大了，朝廷派范仲淹嚴查此事。范仲淹心存寬仁，他認為賊匪實力強大，官府也確實兵力不足，用拉攏代替圍剿，并非狼狽為奸，而是保護百姓的權(quán)宜之計，應(yīng)當予以理解和寬恕。而富弼與范仲淹的性格截然不同，無論面對遼夏外族，還是面對貪官污吏，他都嫉惡如仇、態(tài)度強硬，他認為山東州縣長官拿著朝廷俸祿卻姑息養(yǎng)奸，無異于通匪謀逆，必須嚴懲。

因為意見不合，富弼與范仲淹當面發(fā)生爭執(zhí)，期間情緒激動、言辭激烈。當時，很多人指責富弼如此以下犯上，實在是忘恩負義，辜負了范仲淹的知遇之恩。他卻解釋道：“我與范先生是君子之交，當年他舉薦我，正是因為我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張。我承蒙范公提攜有如今地位，如果為了報恩就事事與他保持一致立場，那才是對他最大的辜負。”富弼把天聊死到了這個份上，旁人再多言就有質(zhì)疑范仲淹人品之嫌了，所以只能作罷。

沒想到，當有人在范仲淹面前指責富弼時，范仲淹的態(tài)度竟然與富弼如出一轍，他說：“我欣賞富弼，正是因為他不同俗流。” 對于范仲淹，富弼還只是據(jù)理力爭，而對于晏殊，富弼則是當面唾罵。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慶歷二年，富弼代表北宋與遼國談判，最終達成和解協(xié)議。但是，宰相呂夷簡卻在國書中漏掉了約束遼而有利于宋的三條。呂夷簡與富弼素有過節(jié)，富弼認為，呂夷簡是有意為之，目的是公報私仇，置富弼于死地，于是到宋仁宗面前告狀。而就在這種情況下，富弼的老丈人晏殊卻站出來當和事佬，替呂夷簡求情道：“坦夫（呂夷簡，字坦夫）決不為此，直恐誤耳。”晏殊認為，呂夷簡萬萬不會有意私改國書，相信只是疏忽誤會。不曾想，晏殊此言令富弼怒不可遏，當眾唾罵道：“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意思就是，晏殊是奸邪之臣，黨同呂夷簡禍國殃民、欺瞞皇上。好吧，富弼再次把天聊死了，晏殊有苦難言，呂夷簡不明所以，就連宋仁宗都無言以對了。

平心而論，晏殊確實是當慣了老好人，缺乏些耿直之氣，但是，他絕非富弼口中的“奸邪”。富弼當眾唾罵晏殊，倒也不是真與老丈人不和，事實上，翁婿二人一直情同父子，只是，富弼的性格實在太“鋼”、太“直”，以至于不分親疏、不分場合，只顧著“仗義執(zhí)言”了。

由此可見，范仲淹與富弼確實是君子之交，他們是從心底欣賞彼此的品行和才華，并不會因政見不同而相互詬病。

真實歷史中的富弼確實是晏殊的女婿，同時他一根筋的思維特質(zhì)和善于把天聊死的說話方式，也確實不愧為“大宋第一鋼鐵直男”的稱號。

當然，富弼也是一個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對于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他并不是不知道，平時也有一些跟他關(guān)系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