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李繼遷，為西夏崛起奠定了基礎。

李繼遷死后，兒子李德明繼位，他依照李繼遷的遺囑，同時向遼、宋稱臣，以和平麻痹宋朝，不斷向西擴張勢力；宋朝承平日久，君臣懈怠，庸碌無為，既缺乏危機意識，坐視西夏壯大，又缺乏改革精神，因循守舊，面對“冗兵”現象，不敢大刀闊斧改革，軍隊人數雖多，卻軍備松弛，缺乏訓練，戰斗力低下。反觀西夏，經過李繼遷的奮力打拼，李德明的韜光養晦，李元昊的銳意進取，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不斷壯大，已經具備了與宋朝掰手腕的實力。蓄謀已久的西夏一旦猝然發難，宋朝自然猝不及防。

西夏的發難并非毫無征兆，李元昊繼位后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廢宋朝賜的姓氏、名號，對內不用宋朝年號，下“禿發令”，禁止國民留長發；大舉動員，在宋遼邊境部署重兵，釋放出出稱帝獨立、對外作戰的強烈信號。即便從1038年李元昊建國稱帝開始算起，到1040年宋夏戰爭爆發，中間也有一年多的時間。這段時間內，李元昊遣使上表，要求宋朝承認其皇帝稱號，野心昭然若揭。

如果宋朝在李元昊繼位之后的數年時間里，保持足夠警惕，做出相應準備，制定一個統一明確的對夏策略，應該不至于像后來敗得那么慘。但宋朝統治集團分成兩派，在如何對待西夏是和時戰的問題上爭執不下，有的主張安撫，有的主張備戰。宋夏戰爭爆發前夕，宋朝以夏竦、范雍經略西北邊事，夏竦提出“繕兵壁壘，修利器械，約束將佐，控扼險阻”的長期防御方針，但宰相張士遜等人卻妄想速決戰，一舉剿滅西夏。宋仁宗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他優柔寡斷，面對大臣的爭執首鼠兩端，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出明確意見，也統一不了思想，坐失抓住戰役主動的良機。

戰爭爆發后，宋朝高層仍然爭議不斷，范仲淹等人主張積極防御，韓琦等人主張主動進攻，朝廷高層認為“邊臣之情，務夸勇敢，恥言畏怯，區區過慎，坐老吾師”，宋仁宗則是墻頭草，隨風倒，先是支持韓琦的進攻主張，遭遇好水川慘敗后又轉而支持范仲淹的積極防御。當宋朝君臣在和戰攻守的問題上你一言我一語，爭執不下，拿不出一個明確方案時，西夏卻認準“打”這一條路走下去，李元昊也不搞什么民.主，他說一不二，一個人的意見就是西夏的唯一戰略。如此對比之下，宋朝不敗都難。

宋朝的軍事體制由宋太祖、宋太宗奠定基礎，特別是宋太宗趙光義實行“將從中御”的馭將之術，喜歡分散統兵將帥的兵權，在一個軍事戰略區內設置多路將帥，又不設總指揮，讓他們互不隸屬，互不統轄，從而制約將帥，防止其擁兵造反。宋真宗、宋仁宗將“將從中御”奉為“祖宗家法”，堅定不移地執行。

宋夏戰爭期間，宋朝先將西北軍事區劃分為兩路，即涇原秦鳳路和鄜延環慶路，由夏竦、范雍分領，兩人官職相當，互不統轄，不能相互支援，好水川之戰前夕，范雍請求增援時，不能直接調動夏竦麾下兵馬，必須上書朝廷，才能請求增援，導致好水川之敗；后來，宋廷汲取兵權分散的教訓，以夏竦總管陜西，韓琦、范仲淹分管兩路，作為夏竦的副手，但韓琦、范仲淹意見不一致，作為其共同上級的夏竦先是支持范仲淹，后來又迎合宋仁宗的意見，支持韓琦主動進攻，又導致三川口之敗；再后來，宋廷撤了夏竦的職，不設方面總管，將兩路各自一分為二，分為涇原路、秦鳳路、鄜延路、環慶路四路，韓琦、范仲淹、王沿、龐籍分領四路，互不統轄，進一步分散指揮權，又招致定川寨之敗。

綜觀宋仁宗在位期間的宋夏戰爭，絕大多數時間內，宋朝沿邊各路將帥都是互不隸屬，不相統轄，缺乏能總管各方、統一指揮的方面大帥，甚至出現將帥不協。反觀西夏的李元昊，不管你有幾路將帥，我只管一路來攻，大軍也只有我一個統帥，對比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