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趙匡胤做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極限。有宋一代，繼秦朝之后，實現了專.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級。

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在宋代，將軍們不管立了多大功勛，也難有文臣那樣的風光。有人說，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復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矣。”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正如梁啟超所說：“相尚以文雅，好為文詞詩賦訓話考據，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亦閑置而無所用武，且以粗魯莽悍見屏于上流社會之外。重文輕武之習既成，于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身家安全的結果，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斗力的軍隊，過于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在北宋幾次恥辱的失敗之后，趙宋王朝終于被驅離中原，南渡另立。從北宋中期開始，亡國滅種的威脅如同烏云一樣，一直籠罩在每一個宋人的心頭，并且終于在南宋末年變成事實。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視的一個背景。事實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歷史時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種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后來，他們對未來的預期，就越灰色和悲觀。這就是宋人癡迷梅花、竹子、蘭花、菊花這些幽雅冷靜意向的原因。梅蘭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稱為“四君子”，成為中國文化中一種代表性的意向組合。分析這四種意向，我們會發現它們有一種共同的精神特點：梅在嚴寒中怒放，展現著嚴酷環境中的不屈。蘭獨處于幽谷之中，代表著寂寞中堅守清操。

竹則未曾出土先有節，表達是士人的自制和節操。菊花傲霜而開，殘敗猶抱霜枝，象征的同樣是在逆境中的抗爭。總結起來，這四種事物所表現的，其實都是對即將到來的嚴酷環境所做的一種心理準備，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脅面前堅守氣節而進行的自我精神動員。

這是宋代士人獨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讀書人普遍意識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將摧殘中國的士人，于是士人們只好為此做精神上的準備，用梅蘭竹菊的精神來‘武裝自己’”。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與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遜，豪飲高歌，笑傲王侯，斗雞走馬，出塞入關，挾妓交游……，身上充滿了充沛的活力和無憂無慮的樂觀。他們是青春、自由和歡樂的。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戰馬，去尋找自己的理想。

國家和個人的命運時刻處于威脅之中，他們所能做的，卻只有老老實實寒窗苦讀，在案牘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著對人生茫然無著。連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緒滿懷的。唐代“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宋代少年卻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淡淡憂傷中得到心理的滿足。

除此之外，其實從商者的地位，在宋代是有一些提升的。

雖然我國商業興起的早，但商人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是個特殊階層，社會地位并不高。自西漢以來，各王朝都在扶持農業打壓商業。尤其是漢武帝，制定了一系列抑商政策，“平準”物價，使商賈“無所謀其利”；鹽鐵專賣、手工業官營之制來制約工商業發展；禁止商賈之家占有土地；規定商人另立戶籍，且地位低于普通農民；不準商人子弟涉足仕途，進入官場，加上“算緡令”和“告緡令”，使大批中等以上的商人破產，嚴重束縛了商業的發展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