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行不通的東西，放在千年以后，難道就能行得通了？

程朱理學的謬誤之處就在這里。他們罔顧事實，不在現實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在古人的書籍里找注解，找答案。什么事都要看古代先賢是怎么解決的，然后照搬就是。

這一套顯然是行不通的。

朱熹陷入到這個怪圈中，無可厚非，因為他終究不是老子、孔子、亞里士多德那樣的真圣人，只能算是大學問的賢人。

他無力開辟出正確的世界觀，自然也就發展不出正確的方法論。他的世界觀，其實是來自于周敦頤，而周敦頤的理論根基《太極圖》，是源自陳摶老祖的《無極圖》，從那里確立了天人感應，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欲等等理學主張的源頭。

而‘太極’玄之又玄，根本就是不可認知的，所以他研究來研究去，都究不出這個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那套修行方法。因此理學其實是糅雜了佛道的實用主義儒學。這就注定了它會沾染上佛道的消極主義和封閉主義，最終變成一種禁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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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恪要做的，便是樹立另外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

回到《中庸》首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陳恪的解釋為‘理性是人類的天性，通過理性的思考，可以發現道，圣人以此探求大道以教化萬民’。

他將‘天命’解釋為‘道’，道者，絕對真理和客觀規律也。他說這個世界便是在絕對真理和客觀規律之下運行的。真理和規律，隱藏在表象和事件之下，規矩著事件和表象的發展。所以認識真理和規律，就可以預見事物的變化，把握正確的方法，即所謂‘明心見性’，然后可修齊治平也！

真理和規律是可以認知的。修道，就是認識真理和規律的過程。而修道的方法，便是‘格物’。

對于‘格物’，陳恪與朱熹的說法基本相同。他說‘知在我，理在物’，連接物我方法就是‘格物致知’。

他們同樣訓‘格’為至、為盡，至：謂究至事物之理。同樣訓‘物’為事，其范圍極廣，包括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亦包括心理現象和道德行為規范。

‘格物’就是窮盡事物之理。認為上至宇宙天地，下至微小的一草一木一昆蟲，皆有理，都要去格，物的理窮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廣。由格物到致知，有一個從積累有漸到豁然貫通的過程。

要貫通，必須花工夫，格一物、理會一事都要窮盡，由近及遠，由淺而深，由粗到精。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重重而入，層層而進，以求道理。

所謂‘窮理須窮究得盡，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得深奧是里也。’人們必須經過這樣由表及里的認識過程，才能達到對理的體認。

以上的方法論，基本上都是朱子觀點，陳恪幾乎原封不動的照搬。但在不同的世界下，此方法論便與程朱理學有了分際，變成了‘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運用理性思維，從現象中升華出理論，以實踐檢驗理論。經過這樣的過程便可得一理。’

當你通曉萬物之理后，便可從諸多理中，升華出道。

當你認識了道，則萬事萬物在你眼里都沒有秘密，你便成了道。

則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贊天下之化育；可以贊天下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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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恪的這套學說，因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問世便顯得精致完整，令人信服。

加之他已經樹立起經學大師的形象，所以他僅在經筵上講了一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