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待那些學生的問題上，很難說李牧和容增祥誰對誰錯，立場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李牧認為應該讓他們完成學業，那樣他們即便返回清國，也能發揮更大作用，但是在容增祥看來，既然學生們的培養已經出現問題，那么就應該即使糾正錯誤，現在撤回學生就算是耽誤了他們的前途，但是至少沒有造成更嚴重的后果，這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

其實李牧即便是把人強留下來，對那些學生來說也不一定是好事，另一個時空清國將學生們撤回國后，把第一批21名學生送電信局學發電報，二、三批學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人安插于水師的機器魚雷、水雷、電報各處。

表面上看，清政府對這些學生的安排，完全沒有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讓哈佛大學畢業的學生去學發電報，即便是美國都沒有這么奢侈。

幸運的是，那些學生沒有被現實的殘酷擊倒，他們中出現了鐵路總工程師，出現了民國總統，出現了大學校長，出現了海軍元帥，甚至在中日、中法兩次海戰中，7名服務于軍中的留學生表現英勇，為國慷慨捐軀。

相對來說，留美不歸的容揆和譚耀勛就泯然眾人，他們沒能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遠東那片土地上此后經歷的盛衰興亡，和他們再也沒有任何關系，這就是追求實現自我價值的代價，當他們看重眼前利益的時候，同時也喪失了更大成就的可能性。

當然在這個時空未必是這樣，有李牧的支持，容揆和譚耀勛如果想在學成之后返回清國做一番事業，李牧當然也是支持的，金錢和美女還可以用事業和愛情來形容，雖然本質上都一樣，但是后者明顯比前者高尚得多，也不止是容揆和譚耀勛，斯普林菲爾德理工學院畢業的那些華裔，如果有人愿意返回清國，李牧同樣支持，甚至嚴順返回清國，其實李牧也是支持的，畢竟和清帝國的那些地方督撫相比，李牧更相信這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年輕人，他們更具有無限的可能性，等他們從學校畢業再工作個幾年后，積累一些社會經驗，他們就會成為社會中堅，華人的未來更應該掌握在他們手上。

把華人的未來交給一群在美國接受教育的香蕉人，聽上去好像很不靠譜，但是十九世紀不是“海歸”變成“海龜”的二十一世紀，這年頭的留學生還是很靠譜的，哪怕情況再糟糕，也不會比另一個時空中更糟糕，李牧早有心理準備。

當然這些話沒必要講給容增祥聽，在容增祥看來，李牧這種想法肯定是大逆不道，哪怕聽一聽都是罪過。

“里姆先生，如果你不把那兩名清國公民交給我們，那么我們將會上告華盛頓，請華盛頓的大法官為我們主持公道，到時候大家面上都不好看。”容增祥還是有幾分火性的，正常途徑要不到人，那就干脆撕破臉把事情鬧大，以李牧在美國的勢力，雖然估計幼童出洋肄業局免不了灰頭土臉，但是到時候李牧臉上也不好看。

為了增加話語的威懾性，容增祥也是小心措辭，學生都變成了清國公民，這至少占據了一定的法理性，再怎么看，容揆和譚耀勛出走，是幼童出洋肄業局的內部事務，李牧都沒有權利干涉。

“你們要是想的話可以試試，說不定大法官真的會為你們主持公道。”李牧不想跟容增祥廢話，抬頭看了眼梅森，梅森馬上請容增祥離開李牧的辦公室。

對威脅自己的人，李牧從來都不客氣，幼童出洋肄業局的人大概是在自己一畝三分地橫慣了，還不夠了解資本主義世界的法則，如果幼童出洋肄業局真的把李牧和駿馬集團告上法庭，那李牧也就不會再估計那點香火情，搞不好，幼童出洋肄業局一個人都別想走。

其實要對付幼童出洋肄業局很簡單，李牧給斯普林菲爾德打個電話，就能讓幼童出洋肄業局的人出不了門，然后隨便找個什么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