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商業活動中去，如此一來，從事農業的人口就會驟然銳減，長此以往就會對國家的根基造成損害，沒人愿意回去種田了方才國師也曾說了，食之所恃在農。而對于朝廷來說，關鍵不在于追逐放開商貿的利益，而在于要為千秋萬代考慮。”

嗯，好一個為千秋萬代考慮，考慮到最后，“三餉”還是得從地皮里刮。不過這個話顯然是不能說，畢竟都是無法證實的。

姜星火略微沉吟，答道：“所謂非此即彼，便是以農為本，此言固然不虛，但這是在經濟無法滿足的時候才成立，就如同一個餓久了的人，自然只能吃細嚼慢咽的東西，不能吃大魚大肉，但經濟一旦發達，非此即彼便不再成立，相反，而是彼此皆宜。”

“正所謂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汰浮溢而不騖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于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則元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想要民力不窮竭就少征收點，如此有了農業基礎才有開展商業的條件，而如果想要百姓的用度不缺乏，那就得減少商稅，而商業發達了，農業也會跟著發達，如果光想著“節流”而不想著“開源”，國家的財政情況是不會得到改善的。

黃福搖了搖頭，只說道：“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田魚，其實一也。然商則長詐，工則飾罵，內懷窺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商者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也，一揖而中萬鐘之粟也。”

“所謂海外貿易者也，不過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太祖高皇帝重賞四夷來使，雖有靡費，然可顯我大明之威富，然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經濟之道，在于節用尚本，重農抑商，而非朝廷帶頭行商賈之事也。”

在這一點上，兩人誰都說服不了誰，因為都是處于各執一詞，而且聽起來都挺有道理的狀態。

事實上，兩人的觀點與西漢鹽鐵會議時桑弘羊和賢良文學們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姜星火認為需要搞“重商主義”.好吧，這當然是與“工業革命”配套的國家理念。

但黃福則堅持傳統的“重農抑商”觀點，并且這種觀點因為已經有了上千年的歷史，所以論據極其充分，充分到簡直就是汪洋大海一般，隨便撈都能撈起無數前人觀點。

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單純地戰勝對方，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百官們看著各執一詞的國師和工部尚書，不僅有些打鼓。

不僅是心里打鼓，也是肚子餓的打鼓。

要知道，鹽鐵會議可是開了足足半年多，而延和殿廷辯時司馬光和王安石，吵得同樣不短，這要是吵到天黑都吵不完，他們不得餓暈了？

姜星火眼見靠傳統引經據典的辦法，應該是戰勝不了對方，于是又把話題給轉了回來。

“太祖高皇帝重農抑商，卻非重農絕商，《實錄》上便寫著太祖高皇帝對于商業的觀點，諸公不乏洪武朝的老臣，想來太祖高皇帝說過的這些話，是做不得假的。”

政策的轉型自然需要參考原來的政策，姜星火回溯道：“黃尚書所言‘古者’確有其事，《史記》曾記載秦代時，曾經把商人與罪犯同列，便是秦始皇三十三年詔令：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明郡、南海，以謫遣戍；《漢書》曾記載漢代時，除了不許商人乘車、做官外，商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不能購買土地，敢觸犯法令者，沒入田僮；而《資治通鑒》亦曾記載，隋唐時工商者不得仕進，但太祖高皇帝對待商業，可曾與所謂‘古者’極端鄙視相同？細細探究，不然也！”

“對于黃尚書的‘古者’，太祖高皇帝說的明白：昔漢制，商賈技藝毋得衣錦繡乘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