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修《資治通鑒》在編撰組上留名是一個概念。

三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神，最后還是由孔希路來發言。

“六經不是那么好注的。”孔希路言簡意賅道。

六經當然不好注，但不好注的是六經本身嗎？不好注的是統治者需要他們怎么來解釋經義！

姜星火明白孔希路的意思，他對此自然是有一番腹稿的。

“通經致用嘛，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

“第一個方面，是經學義法，也就是通過給六經做注，來揭示義理與制度的體用關系，重整經學的整個體系，以資時下取法。”

“第二個方面，則是治經之法，也就是治學方法。”

這句話姜星火沒說完，但在場的人都明白他想說什么，姜星火主張什么治學之法？自然是實踐出真知那套。

高遜志此時已經有些醉意了，但聽聞此言，還是頷首道：“研究經學最忌諱不得本原而務循支離，實際上，若是儒學是一本書，六經就是大綱，儒學若是一棵樹，六經就是根本，其余諸如四書之類的支流余裔，不過是因緣而生罷了，若是正經研究經學，那就必須得確立主旨，探驪得珠，此后解經便如利刃切肉，迎刃而開也。”

“便是這個道理了。”姜星火趁熱打鐵道，“儒家倫常義理百世可知，而《六經》同出一源，其宗旨、大義、禮制，皆相同，而其體制、文字，則諸經各自不同.跟這本小冊子里畫的骨骼結構圖，又有什么不同呢？難道做學問，不找主要的骨頭，而去尋旁邊的小骨頭嗎？”

曹端有所觸動，但僅僅是這些的話，對于他們來說恐怕還不夠，因為巨大的利益面前，同樣存在著風險。

他們必須搞明白，姜星火讓他們來發表的文章，到底要做什么。

而這里面的關鍵，不在于姜星火說的第二方面的治學方法，而在于第一方面說的“揭示義理與制度的體用關系”。

嗯，燕國地圖鋪了半天，這是終于露出匕首來了。

姜星火口中的“制度”，當然不是通常含義上的政治制度。

事實上，按朱熹的理解，也是這個時代對于制度最標準的理解，一共有兩類，其中《周禮》為一類，即“禮之綱領”，而《儀禮》和《禮記》則是另一類，即“儀法度數”。

看起來很奇怪嗎？為什么都是禮儀？

這并不難理解，禮部為什么是六部里名義上排名第一的部？

在封建王朝時期，禮儀是社會活動、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方式與規范，制度在國家政治與社會規則的綱領與樞紐，二者互為表里，禮儀就是制度，制度就是禮儀。

而義理和制度之間，聯系同樣非常密切。

孔希路這時候還是沒有拿定主意，這種大事，并非是三言兩語就能決定的，若是姜星火沒有一個完備的計劃，就要他以南孔家主的身份來做六經新注，哪怕是他，對此可能產生的后果，同樣也是心里沒底。

孔希路看著姜星火年輕的臉龐，緩緩說道：“蓋制度者，經史之樞紐，圣賢精理奧義之所由見，而世界盛衰治亂所從出也，六經以明制度為大例不假，畢竟就算《春秋》微言大義，可說穿了，還是以著書謹禍亂、辨存亡，六經都是如此，所有安危禍福，舊說多闕，今悉采備，無非便是用以明得失成敗之數。”

經史子集，經在最前面，而其言爵祿，則職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則地理志也；其言國用，則食貨志也；其言司寇，則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則外夷諸傳也.這些東西歸根結底，都是從六經里出來的。

“可是，要從何處立意呢？”

這個疑問，同樣是縈繞在曹端和高遜志心頭的。

是啊，從何處破題立意呢？這可不是科舉考試，科舉考試涉及到的也就是一個人或一群人，給六經做注，尤其是要從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