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甘心。

在前一世，他也曾經是這個群體的一員。

所以他也知道，這些人并不是真的能力低下——開玩笑，能走上科研這條路的，有幾個是沒兩把刷子的？

也許，他們只是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

想到這里，陳念開口說道：

“我們有壓力是正常的。”

“這兩年國內科研事業發展得很快，但平心而論，科研人員待遇的漲幅、尤其是基層人員待遇的漲幅是不夠的。”

“我們太過于功利化了，資源全部集中在幾個大型項目里，再這么下去，別說效率能不能跟得上，有些行業恐怕會被我們逼死。”

聽到陳念的話，李想緩緩點了點頭。

“這的確是個問題，但確實也沒辦法。”

“咱們現在還處于超車階段，燃料肯定是給到火車頭。”

“如果非要在這個時候去追求公平的話我覺得是得不償失的。”

“輿論上的事情可以處理，但如果資源分配上走偏了，就很難糾正了。”

陳念搖了搖頭，否認道：

“我不是說要放棄重點項目和重點人員，我的意思是，在這些人之外，我們應該拿出一些資源，來保證基層人員的生存。”

“那怎么做？提高基礎工資嗎？”

李想的表情有些無奈。

事實上，如果想要像陳念說的那樣保證基層人員生存，從基礎工資下手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原因很簡單，你不可能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向他們發放特殊補貼、特殊獎金，這會嚴重破壞整個體系的公平性。

但問題是，提高基礎工資是牽一發動全身的策略。

別說其他行業的連帶影響，光是科研領域內部，要提高一千塊錢的月薪，整體代價是多少？

現階段，華夏官方、包括央企和各事業單位在內的科研人員數量大約在110萬人左右，要給每個人多發一千塊，全年就是150億以上的支出。

而考慮到政策執行過程中各方面的潛在成本，提一次工資，成本接近200億。

這就相當于一個大型項目的全周期研發投入了。

項目的成果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但人員優待的成果呢？

這確實是讓人無奈的事實。

“不用動基礎工資，指向性太差。”

“我們是能燒的起這個錢的，但也沒必要這么燒。”

“我的想法是，設立一個專項津貼。”

“這筆津貼，專門用于在冷門領域深耕多年的科研工作者。”

“我們不要求他們在短時間內做出實質性的成果回報，但要求百分之百的投入。”

“換句話說，我們來為他們試錯成本。”

對面的李想沉吟片刻，敏銳地指出了問題的關鍵：

“評估體系是個大麻煩，如果沒有硬性指標，這筆津貼會迅速淪為權力尋租的最佳溫床。”

“到最后，還是那些有權有勢的研究人員會拿到津貼，坐冷板凳的人該窮還是窮。”

“所以，我們不采用‘申請評估’的方式來決定給誰發津貼，我們用大數據。”

“大數據？”

李想對這個概念并不算太了解，于是陳念便繼續解釋道：

“我們收集所有科研人員的信息，提取收入水平，論文數量，實驗次數，支出構成，甚至還可以包括資料查閱次數的數據，對這些數據進行綜合分析，選取最符合要求的人員。”

“一個簡單的例子，真正的科研工作者，他們花在酒桌社交上的時間，肯定是沒有花在實驗室里的時間那么多的。”

聽到這里，李想明白了陳念的意圖。

“懂了，伱是想通過不會撒謊的數據，來確定真正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