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留下來的東西經過沉淀，可以說都是精華部分，為了研究前人的智慧，華楓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在這上面。有那么一段時間，和云夢的交流也變得少了很多。

古代的“師說”當然要由“書”來體現，但《易系辭上》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在古人看來，“書”是遠不足以窮盡“師說”的……但在古代，老師的傳授一般沒有“書”，往往是靠口傳心授……只要學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師說，自立門派），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記錄老師的言論，疏釋和闡發老師的思想，而且還往往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體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的整理和附益統統歸于老師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為手撰，孰為記述也”。

也就是說“著作權”可以并不明確，但“師說”和“家法”必須毫不含糊。這對理解古書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點。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管子后》“先秦諸子，皆門弟子，后賓客或子孫撰訂，不必手著?！?

章學誠對古書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闊的認識，他說“古人為其學者效其言，其于文辭，不爭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據也，何偽托之有？”《文史通義·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斷諸子為偽書，往往是以“私言”來衡量諸子的“言公”。

《文史通義·言公上》對于諸子書中出現后世事，章學誠認為，諸子書“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

先秦到漢初，子學興盛。漢武帝以后，隨著儒家地位的上升，統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結束，諸子開始走向衰微。在諸子開始衰落的同時，道教開始興盛起來。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變；道家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始終不曾泯滅。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然諸子傳說，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諸民間。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即經、傳、諸子、詩賦），謁者陳農使求遺書于天下。

此之求書，即秦始皇“收去《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諸子傳記充牣中秘，郡國絕少傳書。故河平、陽朔之間，東平思王宇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白“諸子書或反經術，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正如羅焌在《諸子學述》所說，漢時諸子之書，藏在秘府，非其親近，不能與目。有欲學者，求之則不得，借之則不與。是又變私學為官學，仍襲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學之衰，謂非當日君主專制之弊，吾不信也。

諸子之初興也，因周末之王綱解紐；其廢墜也，因秦制之以吏為師。自余諸因，皆緣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學，直至近世，始有復興之機。

司馬氏說“我們認為，余嘉錫的說法比較切合古書實情，持論平實公允?！彼运抉R氏接著說先秦兩漢的古書，往往在父傳子、師傳弟的過程中逐漸定型，盡管定型時把祖師或某一代宗師稱為該書的撰人，但是作為貫穿了祖師“家法”的一家之學，實際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師弟的集體著作。

司馬氏說“先秦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后人編輯而成，編輯者把跟著述者有關的史事編進書中，就像后世所編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傳、行狀、碑志一樣。”如《管子》記管仲臨死及死后事，《莊子·列御寇》記“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紀是簡帛文獻的大發現時期，大批漢晉木簡、簡帛佚籍大量出土?！昂啿偶畷陌l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本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們對古籍，特別是年代 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