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巖和柳曼回到南京后不到半年，淞滬戰役即已打響。

而在這半年中，他們主要是為李三古堆盜墓案與壽縣縣長唐明友、縣警察署署長陳布林對薄公堂。在人證物證面前，唐、陳百口難辯，因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是正當柯巖、柳曼為在聲張正義方面有些作為而感到高興的時候，日本人的鐵蹄將他們的這種心情碾得粉碎。

他們被馬上動員起來，投入到共赴國難的潮流中去。

當上海戰斗正酣時，日本鬼子的飛機每天都對南京城狂轟濫炸。這個時候，柯巖他們用極大的精力幫助市民們防空。

后來，他們又奉令組織民眾開始修筑南京的外圍陣地和復廓陣地，為保衛首都作準備。

他們吃住在陣地上，餓了，就吃一點由城內送來的飯團充饑；渴了，就尋河流喝一頓水；困了，就在陣地上瞇一會兒眼。

淞滬戰役末期，最高統帥部已經在為保衛南京作準備了。

根據后人對南京保衛戰時期的研究資料，穿越前的柯巖就了解到南京保衛戰時的警察們的戰斗生活情況。

保衛戰前夕，南京的警察系統由內政部警政司、中央警官學校和首都警察廳組成，號稱南京警界的“三駕馬車”。

這“三駕馬車”由蔣介石本人直接指揮，主官由老蔣親點批準，各級警官由黃埔軍校早期學生和從外國留學回來的學生擔任，其中一些為蔣的侍從親信，一些為中統、軍統的特工人員。南京警察系統人員精練，素質相對較高。

“九一八”事變后，南京警察系統進入戰備狀態，多次破獲日軍間諜案、偵破不少大案要案。

比如抗戰初期，南京政府內部最高層發生了一起重大間諜案――黃浚案。

黃浚，字秋岳，福建人，民國初年曾留學日本，期間結識了一些極力主張侵華的日本人，回國后曾在BJ軍閥政府中任職。

他熟悉政壇史事，能詩會文，又善于吹牛拍馬，很得上司梁鴻志的賞識。

BJ政府后，他隨風轉舵，又混入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任職，并得到院長的信任，被任命為行政院機要秘書。

1937年夏，他的兒子黃晟從日本留學回國后，他通過各種關系，將黃晟安排在外交部工作。

這父子倆臭味相投，一起與日本特務機關掛上了鉤。他們利用職務方便，拉攏一部分人，組成了以他們父子為首的賣國小團體，在日本駐南京總領事日諜首腦須磨的指使下，大肆搜集中國的軍事政治等情報。

他們相繼制造了江陰要塞泄密案、馮玉祥、張治中屢遭空襲案等大案。

在戰爭全面爆發前期，南京警察系統對城內所有交通工具進行了登記管制，以作為戰時之用，并協助南京守備部隊訓練新軍。

他們還組建戰地服務團，抽調警察到參與軍工企業生產，派遣警官護送國寶轉運等工作。

從1937年8月15日起，淞滬會戰最激烈的時候，日軍派出大量飛機轟炸南京，日軍空襲南京達160余次，城內大量民房被毀，居民大量被炸身亡。

南京警察奔走各處積極參與了城內的防空工作，將商業區密集區人口疏散進防空洞等工作。

在淞滬會戰期間，未雨綢繆的南京警察系統便開始組織民工在紫金山、雨花臺、淳化、中華門一帶挖掘壕溝，修建工事，以抵御即將到來的日軍侵略。

1937年11月26日，蔣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園對南京警察做了最后一次訓話，要求警察們“維持后方治安，保護全市民眾，協助軍隊，堅守勿屈”。

按照當時的作戰防御，南京內城最后一道防御就有警察總隊、憲兵部隊承擔。由于警備司令、防空司令兼憲兵司令谷正倫因病滯留武漢不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