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王的出逃雖然只是一出鬧劇，但是它卻完全改變了國家的局面。在此之前，雖然社會上有一些人，比如馬拉在極力地攻擊國王，但在議會中，溫和的一派還是明顯的占據了上風的。尤其是在國王對著憲法宣誓之后，更是如此。事實上，在那個時候，就連激進的羅伯斯庇爾和丹東都在朝著路易十六高呼萬歲呢。那時候，激進和溫和的區別不過是些技術性的差別，比如應不應該讓教士對國家宣誓效忠，應不應該采用民主選舉的方式來挑選主教什么的。但在路易十六逃亡事件之后，情況一下子就變了。

在發現國王逃往之后，拉法耶特立刻宣布國王是被“國家的敵人”綁架的。這個說法一度倒是騙過了不少人。然而，不久之后，人們就在王宮里找到了國王留下的一封信件。在那封信中，國王宣稱，自己是被綁架到巴黎的，在1789年7月之后，他簽署的一切文件都是出于被迫，因而都是無效的。

這封信被發現的時候，拉法耶特正在安排“解救”國王，以及其他的善后準備的事情。（事實上，他也沒想到，他們居然還能把國王抓回來）所以來不及封鎖消息，結果一轉眼的功夫，這封信的事情就弄得人盡皆知了。雖然此后拉法耶特極力聲稱這封信是偽造的，是國王被綁架者脅迫下寫的。但是這樣的解釋在國王一行回到巴黎之后，立刻就失去了任何的說服力。因為在國王逃往的隊伍中，除了國王之外，就只有一個馬夫是個成年男子——這說明國王根本就不是被人脅迫的！

不過政治的奧秘很多時候就在于睜著眼睛說瞎話上面。雖然明知道國王從本心上是反對革命，反對立憲制的。但是對于國會中的不少議員來說，維持立憲制，卻依舊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所以這些人便裝著不知道國王反對革命，不知道國王反對立憲制一樣，繼續支持立憲制，維護國王。

但國王在民眾中的威望卻完全被這件事情毀掉了。憤怒的民眾砸壞了和王室有關的各種東西。街上的那些和鳶尾花（波旁王朝的標志）有關的東西要么被砸了，要么就用東西蒙上了。因為議會中大部分的議員依舊支持君主立憲，所以底層的老百姓們便將生活不如意的憤怒轉向了他們。在他們看來，這些人和國王沆瀣一氣，欺壓人民。正是因為這些人，在革命之后，人民的生活才沒有得到哪怕一點點改善。

這種憤怒其實一直都在，只是因為兩個原因，這憤怒才像巖漿一樣潛藏了起來。這兩個原因中的第一個是他們對國民議會的期待，他們在那個時候還相信國民議會能代表他們的利益，正在為他們說話，只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好的日子就一定會到來。然而這段時間以來，這種耐心卻在不斷地被消耗。

在議會通過的《1971年憲法》中，便依據財產狀況的不同，將法國的公民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法律規定只有納稅數量達到一定的數額的人才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才是積極公民。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依據財產來對公民的權利進行限制）就在國王出逃的幾天前，議會剛剛通過了著名的《列沙白里哀法》。依據這一法律，嚴禁工人組織工會和舉行罷工，違者處以500里弗爾罰款，剝奪公民權1年，為首者罰款1000里弗爾，判刑3個月。

這些法令不但沒有維護最底層的利益，反而增加了對他們的束縛，這自然迅速地消耗掉了底層民眾對他們的信心。

至于第二個原因則是這些民眾缺乏領導者。

但是國王的出逃卻將這兩個問題都解決了。國民議會此前的的舉動，在再加上國王出逃事件的影響，讓議會在底層人民心中的地位大幅下降，可以說，如今的國民議會，已經失去了底層百姓的信任。

而國王出逃事件之后，底層人民的示威活動，也讓一部分激進的議員看到了新的機會。他們敏銳的注意到，一旦他們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