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論》是中醫經方辨證論治體系，更講求辨方證，全書主要講辨方證，第317條方后附: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這是后人的注釋，是對方證的認知。

論中對小柴胡湯的用法有明確說明: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往來寒熱，休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以法治之。

早已明確指出，沒有小柴胡湯方證就不能服用該方藥。”

馬教授講到這里，意思已經表達的很明確了，經方就是要方證相應。

“小柴胡湯副作用死亡事件”的發生，主要原因是不辨方證，以血的教訓說明了辨方證的重要性、科學性。

由于經方的方證來自臨床實踐，不論是經方派還是時方派，都注重其應用和研究，對其認識也就不斷深化，逐漸認識到方證的科學性。

如沈自尹認為:“從廣義上說，以湯方辨證亦屬辨證范圍，故稱之為方劑辨證......以藥物的系統一一方，來調節病理的系統一一證，尋找方劑效應值的一體化，就是方劑辨證的涵義所在......一定意義上說，它可概括整個辨證施治的內容。”

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辨方證不是簡單的對號入座，而是更詳細、更具體、更全面的辨證論治。

不少人認識到了辨方證的重要意義：

中藥治病。

不在藥味多少。

不在藥量輕重。

而在方證相適應、對應。

如何天麟說:“在臨證處方時，一般認為對‘癥’下藥療效較好，實際亦不盡然。

筆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發熱喘咳，脈浮，苔白，初投小青龍湯加杏仁兩劑，熱平，咳減，但喘仍作，小便甚少。

二診見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減而尿仍少。

三診，前方去麻黃，續服，喘咳止，小便亦暢。

岳美中治一婦女，慢性腎炎，血尿、尿頻、腰痛，投豬苓湯三劑而愈。

月余，病又復發，因慮其虛，增入山藥一味，病反轉重，復用豬苓湯原方而效。

后病再復發，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豬苓湯原方而效。

于此獲得更大啟發， 至正如《沈括良方·自序》所說：藥之單用為易知，藥之復用為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為不足，又以眾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可知方有常方，法無常法，在辨證論治基礎上，執一法不如守一方。

是說辨方證一定要準確，加減用藥也要像桂枝加桂湯那樣對證，而不是對癥、對病。

我國歷來重視方劑和其適應證的研究，后世方如潮涌出現，皆是證明，如《千金要方》《和劑局方》《太平圣惠方》等，其內容主要是講方證。

《傷寒論》因不但有方證經驗，而且還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因此在國內外廣為傳播，尤其對日本漢方醫學影響深遠。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決策者要取消漢方醫，當時身為西醫的湯本求真先生，眼看著親生女兒因疫痢用西藥治療無效被奪去生命，因之悲憤感慨不已，轉而發奮學習經方(初讀《醫界之鐵椎》)，臨床應用效如桴鼓，并結合臨床體驗，著成了《皇漢醫學》，于是又使日本的漢方醫學重振旗鼓，使方證對應派成為日本的主流派。

也有人從臨床和實驗室探討了方證對應關系。

如伊藤嘉紀通過五苓散方證的研究認為：五苓散方證的病理狀態，是滲透壓調節點的降低，其利尿作用是通過調整調節點來恢復水液代謝正常的。

給正常人和動物服五苓散看不到利尿現象，如讓人和動物出大量汗，造成津傷表虛出現五苓散方證后，再給服五苓散，則看到明顯的利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