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給這個大宋朝先帶來一點什么呢？

朝廷，或者說政府，到底是個什么機構(gòu)？管理機構(gòu)？還是服務機構(gòu)？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甘奇也有自己的看法，政府應該既是管理機構(gòu)，又是服務機構(gòu)。

國民與社會需不需要管理？顯然是需要的，這個問題也可以拿仁宗趙禎這一朝來說，對社會與國民過度的放縱，導致江湖匪類橫行，這一點上，就是管理不善。

服務，那便更不用說。往大里說，國家應該給國民與社會生命與財產(chǎn)的安服務，往小了說，國家修路筑橋，給國民出行便利的服務。

其實這個問題，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是可以找到來源的。比如法家，就是偏重于管理。而儒家，則偏重于服務，呃……至少儒家思想上是偏重于服務的，開口閉口就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里也可以延伸一點，比如王安石變法，王安石就是法家的做派。而保守派的司馬光，在反對變法的言論中，則代表了儒家的思想。

這里不說個人言行舉止與品德的問題，只說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核心思想。

王安石的核心思想，國家應該通過改革，增加收入，讓國家實力變強，以應對內(nèi)憂外患。

司馬光的核心思想，天下出產(chǎn)本有定數(shù)，生產(chǎn)出來的東西，不是在民，就是在官，如果國家想要增加收入，自然百姓就減少了收入，國家不該與百姓爭奪利益。這就是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核心思想所在。

這兩派的核心思想，其實都沒有邏輯上的錯誤。其實到后世，這個問題依舊還在，只是不在臺面之上。而且后世與宋朝，還有一點區(qū)別，區(qū)別就在于天下出產(chǎn)的總額，并不是一個定數(shù)，一般情況下，這是一個不斷增長的數(shù)目。

但是國家與百姓的利益分配問題，一直都是個臺面之下的大問題，一直變化著，互相妥協(xié)著，永遠也沒有最好的分配方案。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當然，其中還有一個大前提，國家的管理，本身就是為了服務。國家安的服務，個人安的服務，修路建橋的服務，乃至夜晚路燈的服務。

不論是管理，還是服務，其實歸根結(jié)底的本質(zhì)，還是利益分配。涉及分配問題，歸根結(jié)底，又是個數(shù)學應用題。

甘奇今日要教的，便是這道數(shù)學應用題，當然，甘奇不會直接談改革，也不會真去教數(shù)學，甘奇能做的，就是從細微入手，想要潛移默化改變朝廷的運作模式。

戲臺，也就是甘奇的講臺，此時搬上來了一個不大的板子，甘奇用炭筆在板子上寫下了兩個詞。

預算，決算。

預算與決算制度，在后世是再常見不過的事情，甘奇對這種東西太過了解。

真正的預算與決算，往大里說，是使得整個國家做所有事情都有一個計劃，而且還要保證計劃的有效實施以及成本控制。

往小了說，也是行政透明化很重要的一點。當然，這不是杜絕的良藥，但這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

要讓整個大宋朝，從二府三司到縣衙鄉(xiāng)里，在任何事情上都進行預算決算，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做成的事情。

一個專業(yè)的管理團隊，必須要執(zhí)行一套專業(yè)的管理辦法，這是黑惡分子甘奇辦公司的時候?qū)W會的，這一套制度看起來簡單，但是真若在宋朝真正實行成功，帶來的好處，自然不需要多說。

其實甘奇所想，就是在古今對比之后，覺得這個朝廷在管理這一項上，很不專業(yè)。特別是宋朝的管理團隊，比秦漢，差之甚遠。比明清，也多有不如。

中國也是從宋朝開始，皇權(quán)就不下鄉(xiāng)了，何謂皇權(quán)不下鄉(xiāng)？就是沒有了基層黨組織。比秦漢，還有亭長里長這一類的官職，朝廷能直接動員每個村的村民。唐朝基層，府兵制度，也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