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將至，朝臣們正自忙著處置政務，豈料太學祭酒衛(wèi)綰在長安周報的一篇撰文，徹底震撼了大漢朝野。

衛(wèi)綰身為帝師，本就地位超然，加之擔任太學祭酒二十載，執(zhí)名士之牛耳，深受天下士人敬仰，其影響力何其之大。

在皇帝劉徹的刻意引導下，衛(wèi)綰多年來皆在太學試著推行海納百川的所謂“漢學”，而衛(wèi)綰此篇撰文，正是意圖徹底奠定漢學地位，名為《漢學當立》。

何為漢學？

汲百家之涵養(yǎng)，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之漢室新學。

漢初數(shù)朝皆采休養(yǎng)生息的國策，故崇尚“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無為”倒非一味消極，立意主旨乃是“無為則無不可為”，故學風和政風都頗為開明，尤是文壇風氣隱有恢復先秦百家爭鳴的趨勢。

若非史上漢武帝出于“大一統(tǒng)”的需求，搞出“儒皮法骨”的獨尊儒術，且后世漢人不了解其真實本意，將武帝借助儒家的手段扭曲為最終目的崇儒，使得儒家借機做大，玩命的打壓諸子百家，華夏歷史或許會有另一番風貌。

后世儒吹多是叫囂“若無儒家，何來華夏文明數(shù)千年傳承”，豈不可笑？

劉徹穿越后，也曾想過要改變儒生“孔子獨圣”的傲慢心態(tài)，然不肯變通的腐儒太多，他沒精力也沒心情與腐儒們耗下去，索性大力扶持儒家中最為識趣的公羊學派，以此裂解儒家。

胡毋生為首的公羊理論派宗師大量進入太學，將公羊春秋與韓非子中的刑名之學加以糅合，求同易異，并以韓非子為根基，公羊春秋為佐輔，撰寫了諸多主次分明的學理著作。

隨著諸子百家的學說逐漸復起，非但儒家發(fā)生了裂變，以黃老學說為根基的大漢道家學派也漸漸發(fā)生了轉變。

太史令司馬談耗去十載光陰，重新編撰了陰陽、儒、墨、名、法各家的典籍，并為先秦諸子作傳，且撰寫了《論六家之要旨》，認為各家思想互有短長，唯道家思想最能綜合各派之長，“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饒是有皇帝劉徹的支持，然想要以兼容并蓄的道學將諸子百家的精髓融匯貫通，成為整個民族的思想主干，仍是面臨著極大的困難。

劉徹也想保持開明學風，既不打算獨尊道學，更不可能獨尊儒術，禁錮臣民乃至后世子孫的思維，實在是遺禍千古。

然哲學乃是文明的底層架構，成體系且得到絕大多數(shù)族人認同的哲學思維，是民族凝聚的基礎，也是文明延續(xù)所必須的承載物。

也正因如此，后世華夏雖多有批判腐儒遺毒，但也不可完抹殺儒家對華夏傳承的貢獻，若勉強要類比，就好似咱們華夏老祖宗原本做了煎餅、饅頭、包子和水餃，最后饅頭陰差陽錯的成為主食，且擺了大半個餐桌，后人不得不多吃饅頭，以此繁衍了兩千年。

饅頭本身沒什么錯，擺桌的人卻是錯了。

現(xiàn)今輪到劉徹擺桌，自然要為后世子孫留下滿座豐富菜色，不再沒得選擇。

在現(xiàn)今的情勢下，無論是繼續(xù)崇尚道學，還是改革和扶持所謂的新儒學，都不免會排擠到其余百家學說的生存空間。

漢學的概念，就此孕育而生，以為中庸，不偏不倚，可居中調和。

華夏民族，這個概念在漢代其實是不存在的，是后世華夏面對亡國滅種的大難時，為團結所有力量，不得不提出的寬泛概念。

漢人，漢民族，才是漢代的概念，是華夏百姓在經(jīng)歷了先秦數(shù)百年戰(zhàn)亂后，對天下一統(tǒng)的渴望，以及對強漢的肯定和自豪，從而自然催生出的概念，真正延續(xù)兩千多年的概念。

若非如此，后世華夏人為何多為漢族，國外有唐人街沒錯，但有“唐族”概念么？

沒有的！

我們漢民族體內流淌著炎黃骨血和